我赶紧找了一个小酒馆，准备把晚饭解决掉。我的小学同学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后是南京的一条普通的马路九十年代的马路。我看着他，也能看到他身后的背景，外面照旧是喧闹的街市，照旧是熙来攘往的人群。这令我熟悉的一切并不因为他的到来而发生变化。我陪着我的小学同学聊天，抽烟，喝酒。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夜色已渐渐地包围了我们，小酒馆里的霓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亮起来，忽闪忽灭地映在我们的脸上。也许是因为酒精作用的缘故，我的小学同学慢慢地开始活络起来，他不再拘谨，不再默默地显得无话可说，居然是他与我主动地聊起了童年时的事情。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妻子很贤惠。一些我们小时候相处的伙伴的近况也不停地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一切，如果不是意外地重逢了他，我大概可能还要知道得更晚一些，或者就永远不会知道了。我抽了一口烟，又和他干了一杯酒，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滋味，仿佛鱼鲠在喉，欲吐不得。十八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们似乎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这么多年，而在我们成长历程中极其重要的八十年代，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几乎是零，我们没有同时一起经历过八十年代中的任何一天或一秒钟的时间。自从一九七九年我离开那所小学以后，我与我的小学同学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现在，面对着对面的他，我不能不感到激动，不能不有些感慨。我看他，不停地想起曾经相处的那一幕又一幕，有些事情肯定被我遗忘了，但有些事情我怎么也不会忘掉。他的到来，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了多年的东西我们打过架，但后来又和好了，我们曾经是最好的一对伙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一幅又一幅关于一九七六年的画面，它们交相辉映眼花缭乱般地在我的感觉里叠印着。
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在那个小酒馆里坐了很久，我们不停地聊天，抽烟，喝酒。我们都很激动，他甚至邀请我跟他回去看看。我也有了一种想跟他回去的冲动，我觉得我的脸热烘烘的。我的小学同学显得特别兴奋，他的脸已经被酒精浸泡得通红通红，他甚至有些手舞足蹈。
不知什么时候，他从随身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叠相片，他说在南京刚把它们冲洗出来。我以为那是一叠普通的照片，是他家自己的，或是别人托他冲洗的，所以我并没有产生好奇的兴趣。在南京，我几乎很少有兴趣去看别人的照片，目睹别人的浪漫和现实的一瞬是我极不情愿的，我害怕那种微妙的差别对我感觉的损伤。但我的小学同学的姿态明显是拿出来给我看的，他已经把它们向我递了过来。我身不由已地接住了它们。小学同学说，这是前不久在老家拍的，一帮小学同学在一起聚了一次。听说是小学时的伙伴们聚会的照片，我突然来了兴趣，我利索地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摊在桌子上。啊，久违了，我的小学同学。这不是姚文远吗？这不是熊阿定吗？这是刘莹、吴秋英，那是王薄、李小丽，还有他张圣洋，我们小时候是小冤家；她是谁？他又是谁啊？怎么有些同学我认不出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和我一样，说不定看了我现在的相片，他们也同样认不出我来。我焦急地挠着脑袋，皱起眉头。多亏了我的小学同学，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一个一个地认出了他们。只是少了王阿毛和史燕。王阿毛在我离开那所小学的第二年淹死在夏天的河流中，史燕是去年生小孩大出血死亡的。大概有二十几张相片吧，我默默地看完了它们，非常感动，我的小学同学不停地指着他们，说着他们的近况。相片上的他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但我仍能从他们的面孔和神情中捕捉到他们儿时的稚朴和影子。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和他们回到了那所小学。
我又把那些照片看了几遍，一张一张地拿起又放下。我突然发现了一双手，搭在王薄的肩上，几乎在五六张相片上都有这双手，只是我看不到拥有这双手的那个人。我忍不住问起了小学同学，我说这是谁呀？怎么把他给漏拍了？我的小学同学一脸的遗憾，他耸了耸肩，有些沮丧地说，都怪熊阿定这小子，他的技术实在是有限，居然把范老师给漏拍了，本来我们大家一再要求范老师站在我们的中间，可他就是谦让着不愿意。范老师？范景文老师？我吃了一惊，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责，我有多少年不想他了？或者忘了想起他？我突然对时间充满了恐惧。相片上的这双手仿佛它就是时间。现在，这双手已经与我阔别二十年了，让我感到如此的陌生和熟悉，它与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双在黑板上写字的手遥相呼应，它一下子把我七十年代的生活与九十年代的生活串成了一件外衣披在我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背景之上。
一九七六的春天，范老师，范景文老师，他既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当时的乡下的教学境况就是如此，一个老师总是身兼数职。我记得范老师那时刚刚结过婚。所以我们的范老师整天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无论是给我们上课还是参加大队的批判大会，我们总能见到他活跃的身影，我们总是觉得他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没完没了的活力。这方面有时还表现在惩罚逃课的我们身上，他变着花样惩罚我们，我们年幼的心计怎么也逃不出他的掌心，我们甚至奇怪他为什么把心思花在算计学生上面。现在看来，范景文老师的确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那时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点，可以从他为我们开设的体育课上体现出来，本来，乡下的学校是不设体育课的，我们附近的几所小学从来没有这个先例。所以，在那时，我们的体育课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课程，就像现在的一些学生在主课之外还要选修一些其它紧跟时尚的课一样时髦。那时，我们非常喜欢范景文老师，我们打心眼里敬佩他，这不仅仅因为他为我们开设了体育课，还在于他的无私的品性，因为他那时的报酬不像现在的老师按课时计算，当时他拿一些固定的工分，课多课少一回事。的确，我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体育课，范老师的组织能力特别强，我们在体育课上有时感到自己就是士兵而他是将军，你一定能体会那些像打仗一样的游戏对一群穿开档裤的少年意味着什么，何况他们还处在一个单调乏味信息闭塞的七十年代的乡下。多年以后，我时常跟一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同龄人谈起我的小学生活，他们是那么的羡慕和神往。
真要好好感谢范景文老师，可惜这篇小说不是专门写他的，要不，我真该在这里好好写写他。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关于范老师的小说，并把它献给他。下面要说的，当然还与范老师的体育课有关。
一九七六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有两件事先后同时出现在与范景文老师有关的课堂上。我在九十年代想起这一天上午的事情仍然记得许多细节，我怎么也不能从脑海中抹去这一并列在一起的记忆。那一天的上午，范景文老师其实有两节课，一节是数学课，因为我们才一年级，所以对数学课的兴趣远远不及接着下面的体育课。体育课一个星期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不长也不短。在此之前的体育课上，我们学会了第六套广播体操，我们已经做得得心应手。缘于这一点，范景文老师特别满意，在上一节体育课结束的时候，他显出开心的样子，他站在讲台上说将在下一节课换一种方式上课，他还补充说：“也就是说，下一堂课同学们将不再做第六套广播体操，而大家将要做的是比这个要好玩得多的活动。”这是一个悬念。那时我们的想象力比较有限，在讲台下怎么也想象不到即将到来的体育课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苦苦巴望了一个星期。
在体育课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紧挨着它的数学课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事情，只是我到现在还是忘不掉它，并且在不经意中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有趣，总是忍不住要复述给别的朋友听听，而在故事完了的时候，大家总是忍俊不禁。那天的数学课范景文老师教得特别带劲，那天我们刚刚学到乘法。本来，这应该是一堂平静的数学课。遗憾的是，这堂课并不平静，我们在一心一意地等待着体育课的降临，以致我们一不小心就疏远了范老师的数学课。可贵之处在于，范老师并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心思，他大概以为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到乘法，接受能力弱一些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所以他讲起来特别买劲。我记得在快要下课的前五分钟，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姚文远早就按捺不住了，他的额头上不停渗出汗来，我知道并且其他同学也很快知道，姚文远给一泡大便憋着了。我们看着他在坚持着，看着他的额头上不停地渗出汗来。一分钟以后，姚文远大概是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他终于忍不住举起了右手，他吞吞吐吐地对范老师说：“范老师，我要大便。”范景文老师此时正讲到兴头上，也讲到了关键之处。姚文远的声音让他颇感扫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腕上的钟山表。看完了手表，他看了看同学们又看了看姚文远，他说：“请姚文远同学再坚持一下，还有两分钟就下课了。”他说完之后便继续讲他的乘法。我们看见姚文远的右手无力地挂下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哄堂大笑。姚文远似乎越来越感到紧张和不安，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下课铃响起来的时候，范老师并没有让我们立即下课，大概他想把他想讲的讲完，所以他又拖延了一点时间。我记得，在他宣布下课的声音刚一落下之后，我们的小学同学姚文远率先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慌不择路地向教室门口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