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为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缘故。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的羞涩，感到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算，都在80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直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
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做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熈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一样。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哪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像七十年代必须由六十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侧验考试，都是90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说，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其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走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了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待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侧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塌。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羞。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末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然息了她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机会超越，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的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球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贪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