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三午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的长孙，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叶至善先生的长子。他身患残疾，命运多舛，却是一位天才的青年诗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小屋成了吸引当年“愤青”的文化沙龙，而这段往事早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近来，为修订长篇传记文学《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我重又拾起历史的碎片。发现这里有一番别样的风景，这样的事不应被时间的尘埃淹没。
三午的沙龙
叶三午生于1942年4月19日。“三午”这个名字是叶老圣陶取的，缘自一种巧合――叶圣陶生于甲午，叶至善生于戊午，而这个长孙生在壬午，祖孙三代各相差二十四岁，都属马，因此叫“三午”。叶三午很早就显露了语言、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三午是叶老十分疼爱的孙儿，但他小时候不是一个规矩听话的孩子，在学校也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他是按着一种另类的轨迹成长的，这样的孩子往往最令大人操心。
师范学校毕业后，叶三午去一所小学教书。他的个性并不十分适合做小学教师的工作，不久就下放到密云的林场。他的爷爷和爸爸认为叶家的孩子没什么特殊，到大山里种树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都支持他去。但是，叶三午在林场工作期间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一次，他在干活时不慎从山坡上摔下来，诱发了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腰背越来越弯曲，竟至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回到北京养病。
命运之神没有给叶三午以健康，却给了他文学、艺术上的天赋。伤病后的叶三午有了大量的时间读书。北京东城区东四八条71号是个四合院，住着四世同堂的叶氏一家，叶三午住西厢房的一间。在这里，他如醉如痴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他不仅自己读，还绘声绘色地讲给家人和朋友们听。这样，他和他的小屋渐渐吸引了一群年轻的朋友。这些年轻人在“文革”所造成的文化沙漠中闷得发慌，在三午这里发现了一片文学艺术的绿洲。
那段时间，这些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聚集在叶三午西厢房的小屋里，听他“讲书”，听他放唱片，欣赏中外古典名曲，俨然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而叶三午，就是这个沙龙的主人。
三午口才很好，甚至连爷爷都被吸引来听他讲书。叶老1976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着：“下午听三午续讲《基度山恩仇记》。此书情节繁复，听之有味。再听一次，即可毕其全部矣。”
有趣的是，我为这次修订进行采访，竟发现了好几位当年经常出入“三午沙龙”的朋友。他们中间，年龄较大的有翻译家傅惟慈，当时他四十八九岁；有文史专家王伯祥先生的小儿子、后来也是文史专家的王湜华，当时三十七八岁――他们可以说是比三午长一辈的人，由于文学、音乐方面的共同爱好，成了“三午沙龙”的常客。当然，沙龙中更多的还是三午的同辈和同龄人，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文革”前的初、高中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后来成了名，如小说家阿城，朦胧派诗人多多，还有“小不点”――三午的堂弟叶兆言。
有个叫周涌的男生，被朋友带着来沙龙听音乐，一听就被吸引了，成了西厢房的常客。这位周涌日后成了三午妹妹叶小沫的夫婿。
那时出入过“三午沙龙”的到底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什么有形的组织，而是青年们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一个松散的聚会场所。一个年轻人被朋友带去了，觉得有趣，下次又带另一位朋友去。但是，有一个细节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它对京城知识青年的吸引力：我供职的出版社，编辑不过十多个人，就有两位当年曾去过“三午沙龙”的，一位老高中生，一位老初中生。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年代，这样一个聚会场所，可以说是个硕果仅存的异数。也许因为叶圣陶是得到周恩来总理特别关照保护的，也许因为叶三午是个不幸的残疾人、“长病号”，赋闲在家。这种种因缘巧合使我们看到，在文化专制严酷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竟然还保存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能读被禁的文学名著，听被禁的西洋古典音乐，还能为各种艺术问题切磋争论。
作家叶兆言在《文学少年》一文中回忆说：“北京这地方多少有些巴黎的沙龙气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一特殊阶段也不例外。……我的堂哥三午长年累月在家歇病假，他的客厅永远有人，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三午的客厅常常为了文学吵架。诗人最多，有作曲的，有唱歌的，有画画的，有摄影的，还有研究哲学的。有的显然是风流潇洒的公子哥，一脸的八旗子弟样；有的却像乞丐，衣衫褴褛，只差随地吐痰擤鼻涕。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野路子，是诗人一定颓废，一定朦胧，画画的离不开一个怪字，都喜欢留长发”。
叶三午和祖父叶圣陶
现已86岁高龄的翻译家傅惟慈回忆说：1972年，我和其他被发配干校的知识分子回到北京，上班没事干，精神很苦闷。那两年，经常与几位年轻的朋友――诗人多多、画家黄锐等一起来到三午的小屋――东四八条71号院的西厢房。小屋20多平米，能坐七八个人。大家有时候交流一些有关时局的信息，但更多的时间是在一起欣赏西洋古典音乐，互相转录、交换唱片。三午有很好的电唱机，收集的唱片、录音带也不少。歌剧《茶花女》、《卡门》、《波西米亚人》 等大段的咏叹调，我都是在那里听到的。多多是个男高音，有时还唱上一段。傅先生还说：三午在音乐方面有丰富的知识。记得听完《波西米亚人》中的咏叹调“冰冷的小手”，他还给大家讲了这个“绣花女”的故事。他身体不好，有几次让人用车推着来到西城四根柏胡同我的家，专门来翻录我儿子从外地新买的录音带。
叶三午广为收集唱片，后来又玩老式大盘子录音带，再后来是盒带。叶兆言说，如果不是过早地离世，叶三午一定会成为激光唱盘的收藏者。一段时间里，他收集的盒带在北京这个玩音乐的小圈子里很有些名气。有一次，他与一位诗人朋友闹了点别扭，那诗人提出和解的条件是任他挑选两盘盒带。三午觉得，即使暂时放弃和好的机会，也不能牺牲两盘最好的盒带，那等于挖他心头的肉。三午对音乐迷恋得如醉如痴，常常“一个人听着听着，就会手舞足蹈嚎啕大哭”（叶兆言《人，诗，音乐》），虽然在专业搞音乐的人眼里，他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他只是喜欢听音乐。‘喜欢’这两个字概括了他对音乐的一切感情。音乐仿佛是烟，是酒，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奢侈品”（同上）。
三午的诗
叶三午喜欢摄影，他有一架老式的德国照相机。他拍的人像，一时有“三午肖像”之美誉，当时许多人慕名请他拍照。三午常与沙龙中的摄影爱好者们一起交流照片、切磋技艺，还常和妻子姚兀真一起陪爷爷去公园等地游览拍照，自己洗印，为叶老留下了许多难得的生动的照片。然而，三午最有价值的艺术活动，还是写诗。
对“三午沙龙”里的诗歌气氛，叶兆言是这样追忆的：“三午的客厅是当年北京一些诗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都是些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年轻人，没日没夜，高兴时来，尽兴则去。三午的客厅常常有人高声朗诵诗。有时候是诗人自己朗诵，有时则由漂亮的女郎代劳。漂亮的女人多半是诗人的崇拜者，多才多艺，会唱会弹钢琴。”（《文学少年》）
三午自己就是个很不错的诗人。在漫长而寂寥的养病生涯中，他写下了近百首诗歌。他有诗人敏锐的感觉，“文革”中的社会空气是最令青年人窒息的，病残在身的三午又得比常人多经受一层心灵磨难。他的诗歌抒发了这种深深的苦闷：
千古绝壁上/悬在空中的人/铺设着铁路的桥/渺渺的星际/火箭跃向太空/闪着流星似的光芒/公路 轨道 航线/马达 铁轮 银翼/人心的扩展/手臂的延长/想起距离，想起遥远/我是这样黯然神伤……
在不容我转身的小屋里/红木的家具/追忆着赤道如火的骄阳/陶土的磁器/苦思着江西碧清的溪水/杯中的苦茶/暝想着洞庭的春洞庭的雨/就连我心中奔腾的热血/它的盐分/都饥渴地思念海洋……
家具在身边/瓷器在手中/茶水在唇边/血液在心脏/可，可这中间/距离是怎样的渺茫/怎样的遥远/手是常常握的/热的真诚/冷的敷衍/笑是常常露的/明的善良/暗的虚伪/拥抱在一起――/和暖的春/严寒的冬……
同一个字，一个词/在千万张唇边滚动/那便是/千万个面貌/千万个重量/支配着两个单调/小小的脉搏/从没有一个共同的节奏!/你靠着我/我依着你/他搂着我们/我们都有/心脏/嘴唇/脉搏……
可，可这中间/距离是怎样的渺茫/怎样的遥远/年来岁去/伤痕/疼痛/苦笑……
我越来越明白了/懂得了/险恶的/不是千丈绝壁/遥远的/不是宇宙星际
再看这首：
摸熟了块块斑驳的门牌/翻厌了张张嘈杂的脸儿/从来到人世，我/就揣着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羞愧 不安 焦急/憧憬 痛苦 渴望/从来到人世，我/就揣着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有的诗，透露出叶三午对“四人帮”戕害青年心灵的强烈反感，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个性：
我们像块木头/被削着 刨着/钉着 锯着/最后 连自己看着/都陌生了
对整个宇宙 我们还将/嘲笑地说：/心 总还是那一颗
我们像块石头/被砸着 砍着/雕着 磨着/最后 连自己瞧着/都害怕了
对整个宇宙 我们还将/骄傲地说：/心 还是那一颗
再看这首，用“沉默”表达了内心的愤懑：
古铜的肌肉锭满/粗大的手掌拧紧/胸膛不平地一起一伏/想喊吗?想叫吗?
不/――沉默是黄金
目光互相凝视/瞳仁像深深的夜/那里有清风 月亮 启明的星星/想哭吗?想说吗?
不/――沉默是黄金。
然而，在他的诗中，还是充满对生活中美好和爱的渴望，请看，他曾这样吟咏杨树：
年复一年/我在你身边徘徊/摸着你/满是疤痕的身躯
年复一年/仰望你枝头上/那青春/幸福的芽群
他们/乱乱拥挤着/声声喃语着/腾腾喧闹着/口口争吵着/虎虎有生气/――多幸福的一群!
年复一年/如今我/鬓已苍白/腿已跄踉/腰已弯曲!
你/依旧勃勃有生气!/蓝天依着你/白云偎着你/拥着/又歌又唱的芽群/向着蔚蓝的天空/用力钻去……
写诗，是三午的一种生活状态。他写诗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心灵的寄托，是情感的宣泄。
叶小沫回忆说，有时候哥哥写完一首诗，不管多晚，他总会兴奋地立刻跑来敲小沫的窗子：“小妹，我又写了一首，你听听!”说着，就充满感情地朗诵起来。小沫是大哥这些诗作的第一读者，也是大哥苦吟这些诗句的见证人。她为大哥的诗所感动。叶三午的一位朋友曾对小沫说：“你的哥哥是大海。”而她自己则觉得“望三午眼睛就能看到他的内心”。她把大哥那些散落的写满诗句的纸片收集起来，工工整整地抄录在本子上，久而久之，竟抄满了一个硬皮笔记本。
堂弟叶兆言也曾在叶三午的客厅里朗诵过他的诗。叶兆言后来回忆说：“我所以在客厅里卖弄他的诗，原因是三午在念自己的诗时大哭起来。事实上我也是一边流眼泪，一边朗诵。在三午的客厅里，感动得哭起来是一桩雅事，没什么可难为情。”
三午的诗也打动了他身边的年轻朋友，他们传抄着，朗诵着，和他一起悲伤、一起欢喜、一起愤懑、一起呐喊。一首根据叶三午的诗作曲的歌，在当时北京一个年轻人的小圈子里曾很流行：
不要碰落麦芒上/凝结的露/不要抹去睫毛上/颤抖的泪/露珠里映着/整个的太阳/泪滴上闪着/我们走过的路……/手捧起滴滴露珠/便成一道瀑布/心积起颗颗/泪滴/那是无边的海……
在那苍白的，真、善、美严重匮乏的年代，叶三午的诗，成了一群年轻人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叶三午虽在诗坛上从未见诗名，但凡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不能不把他称为诗人。叶兆言说：“我早逝的堂哥三午，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有文学才华的一个人。”可以说，叶三午是“文革”时期，中国许许多多“地下诗人”中的一个代表。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民间“地下”诗歌，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应当被记上一笔。
谈到对三午诗歌的评价，叶兆言认为，“不合时宜”四个字，“适合于他那一代过早来临又过早凋谢的年轻诗人们”，“三午的诗毕竟只适合于他曾经活着的那个时代，他的诗，包括他在内的那一代诗人，说到底仍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他认为，即使这样时代痕迹很重的诗歌，也有发表的价值。三午的叔叔叶至诚与儿子叶兆言谈到三午遗诗时说：“时至今日，三午的诗完全可以发表。”
有人说，三午的诗过于悲观，调子太灰。叶兆言评论说：“他的诗免不了有些颓废，有些痛苦，当然也有些矫情。”这话说得也许不错，但是，对于一个因病残长期羁于一室，心灵极为敏感、感情极为丰沛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主要诗歌创作都产生于“文革”那个特定年代的“地下诗人”来说，我们还能苛求什么呢?看了三午的诗，我只能说，祖父的文学才华在三午的血液中流淌。虽然形式、格调和色彩是那样的不同，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摒弃，在作为作家、诗人的叶家三代身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叶三午是在1988年患中毒性痢疾突然去世的，从发病到咽气还不到24小时，年仅46岁。叶三午去世的前几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盘福瑞的《安魂曲》。他一边听，一边对妻子姚兀真戏言，如果他死了，就用这首曲子代替哀乐。谁知这话竟成谶语。他死以后，朋友们就在《安魂曲》的乐曲声中，向他的遗体告别。“哀乐低低徘徊，三午像生前那样苦着脸，坐在花丛中，朋友们手持康乃馨，一一走上前，把康乃馨往他身上扔。康乃馨是三午生前最喜欢的鲜花。”（叶兆言《人，诗，音乐》）
这位命运坎坷、才华横溢的中年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令人叹息不已。但是他的诗，仍然在喜爱它的亲友们手里保存着；那颗丰富、善感、激情的诗心，仍旧在那字里行间跳动着。
《博览群书》2009年 第7月
（实习编辑 张月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