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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废墟文学〔西德〕亨利希· 标尔

发布: 2009-3-27 21:05 | 作者: 史康成译



       人们把1945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最初的尝试称为“废墟文学”,并企图以此来取消它。我们并不拒绝这个称号,因为它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所描写的那些人就正是生活在废墟上,他们经历了战争,无数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都带着同样深的创伤。他们目光敏锐,他们在观察。他们绝不是生活在完全的和平中,周围的环境,自身的状况,无论是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毫无田园般的诗意,而我们身为作家感到与他们如此接近, 以至使我们自己和他们融为一体了。那些投机商人和投机商人的牺牲者,那些逃亡者和所有由于其他原因而无家可归的人,首先当然是整整一代人——我们也属于这一代,其中绝大部分曾处于一种奇特的和值得回忆的境况——他们归来了。这是从一场战争中归来,而对这场战争的结束几乎还没有人能够相信。

       我们就这样描写战争,描写归来,也描写我们在战争中曾经看到并且在归来时所面对的废墟;这就产生了三个加在这种年轻文学之上的称号:战争文学、归来文学和废墟文学。

       这种称号是很恰当的:曾有过那么一场战争,达六年之久,我们从那场战争中归来了,我们发现废墟并描写它。只是这种谴责的、几乎病态的声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怀疑态度的,这种称号正是由此而得名的。虽然,人们似乎并不要我们为战争、为化为废墟的一切负责,可人们给我们的却是公开的恶行:我们曾经看到和正在看到这一切。而我们没有蒙上眼睛,我们认识到:一双好的眼睛是作家的工具。

       用田园生活来诱骗同时代人似乎使我们觉得太残忍,而揭露这些又会使人惊诧不已,或许我们真的应该互相捉迷藏?

       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它对法兰西贵族的绝大部分人说来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他们如此惊讶,其程度不亚于恐怖:这完全出乎意料。人们在田园般的隐居生活中几乎渡过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些先生、太太装扮成牧羊人,躲在艺术的温良敦厚之中,歌唱,游戏,幽会,——内心里被一种耗人的疾病般的腐败所侵蚀——表面上却滑稽地表演着乡村的清新和无邪:人们彼此在捉迷藏。这种风尚,其甜蜜的腐败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呕吐——正是田园小说和田园戏剧使这种风尚得以流行和维持。而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作家却在毫无顾忌地捉迷藏。

       法兰西民族用革命回答了这场田园式的戏剧,虽然这场革命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多年前,但它的作用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感到,它的自由我们今天仍在享受,而我们却总是不知其原因。

       十九世纪初,在伦敦曾住着一个年轻人,他的生活很不幸:父亲破了产,进了监狱,他自己进了一家鞋油工厂做工,后来他补上了荒废的学业并成为一名记者。随后他写起小说来,在这些小说里他描写了他的眼睛所见到的一切:他的目光深入到监狱,深入到贫民院,深入到英国的学校,而他所目睹的那些很少是令人愉快的,但他描写了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书被人阅读了,并且逐渐被很多人所阅读,这位年轻人还得到一个成果,而这一成果是别的作家很少得到的:监狱被改革了,贫民院和学校的问题受到了重视并因此起了变化。

       是的,这位年轻人叫查理斯·狄更斯,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一双人的眼睛,它通常不是完全干涸的,但也不是泪汪汪的,而是有一点湿润——湿润这个词在拉丁语中还有幽默的意思。而他的观察是如此敏锐,以至他能够描写他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事情——他没有用放大镜,也没有用倒置的望远镜,因此他很准确地、但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去观察事物,他没有蒙上眼睛,假如他也有足够的幽默感,有时候也和孩子们玩玩捉迷藏——他不是生活在可以捉迷藏的时代。而人们似乎要求现代作家去捉迷藏——这不是指游戏,而是说像捉迷藏那样去创作。但我再重复一遍:一双眼睛、一双好的眼睛是作家的工具,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能使他看见那些在他视力范围内还没出现的事物。

       我们假定,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间地下室,那里有一个男人站在桌子旁边揉面团,脸上沾满了面粉:这是位面包师。作家看见他站在那里,好像荷马看到了他,似乎他也没有逃过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眼睛——这个为我们烤面包的男人,和世界一样古老,而他的未来又延伸到世界的末日。他在地下室里吸烟;他去看电影;他的儿子在俄国阵亡了,被埋葬在三千公里远的一个村庄旁边,但坟墓被铲平了,上面没有十字架,拖拉机代替了犁耙,而这个地球过去总是用犁耕种的。这一切都属于这位在地下室为我们烤面包的、苍白而沉默的男人——这种痛苦是属于他的,正像有些欢乐也属于他-样。

       而在一家小工厂的布满灰尘的玻璃窗后面,作家的眼睛看到了一位瘦小的女工,她站在机器旁边做扣子,没有扣子我们的衣服就不再成其为衣服,而是松散地披在我们身上的一块布,既不能装饰我们也不能使我们温暖。这个瘦小的女工在擦口红,如果她有晚会的话;她也去看电影;吸烟;她同一位小伙子散步,这位小伙子是个汽车修理工或电车司机。她的母亲埋葬在某个地方的废墟下面:在堆成山的、肮脏的、掺杂着泥浆的碎砖乱瓦下面——而这也属于这位年轻的姑娘。姑娘的母亲躺在某处深深的地下,她的坟墓和面包师儿子的坟墓一样,没有十字架来装饰。只是有时——每年一次——这位年轻的姑娘到那里去,在这堆肮脏的废墟上放一束鲜花,那下面埋葬着她的母亲。

       这两个人:面包师和姑娘,属于我们的时代。他们被系在时间里,年月的数字像网一样缠绕着他们,他们叫人把他们从网中解脱出来,从他们身上夺去生命,但作家需要生命。并且除了废墟文学之外还有谁能够使这两个人继续活下去呢。而捉迷藏的作家向内心里看,通常他也为自己建设起一个世界。二十世纪初,在南德意志的一所监狱里住着个年轻人,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这个年轻人不是作家,也从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但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这本书曾享受了不准阅读的保护,但也出售了成百万册,他和圣经展开了竞争!这是本一个人所写的书,但他的眼睛什么也没有看见,在他内心里除了仇恨和痛苦、厌恶和某些令人恼火的事情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了——他写了一本书,而我们只要睁开眼睛: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遍地都是毁灭,这种毁灭都记在他的账户上,这个人就叫作阿道夫·希特勒。他没有观察事物的眼睛,他的形象是扭歪的,他的风格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他不是用一个人的眼睛来观察世界,而是用组成他内心世界的畸形来观察的。

       谁有眼睛去观察,他就去观察吧!而在我们祖国美丽的语言里,“观察”这个词的意义不是仅仅用视觉的范畴就能够完全概括的:谁有眼睛去观察,事情就对其变成透明的了——并且他就能够洞察它们。人们可以尝试借助于语言去洞察它们,看透它们。作家的眼晴应该是人的眼精,是不受贿赂的:人们不再需要捉迷藏,戴上那些玫瑰红的、蓝色的、黑色的眼镜——他们把真实照人们所需要的那样染上某种颜色。玫瑰红被看作是美好的颜色,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受人喜爱的——但很可能受贿赂。黑色有时也被人喜爱,假如它被人喜爱时,那黑色也就被看作是美好的颜色。但我们希望如实地去观察,用人的眼睛,这双眼睛通常不是完全干涸的,也不是完全泪汪汪的,而是湿润的——我们希望回忆起,拉丁语中湿润这个词就是幽默。不要忘记,我们的眼睛也能变得干涸或泪汪汪的,有些事情是引不起幽默的,我们的眼睛每天所见的很多,他看见了为我们烤面包的面包师,看见了工厂里的姑娘——而我们的眼睛也回忆起了公墓;也看见了废墟。城市毁灭了,城市变成了公墓,在公墓周围我们的眼睛看见建筑物在兴起。它使我们回忆起舞台上的布景。没有人住在建筑物里,而是人在被管理,作为保险经纪人被管理,作为国家的公民、城市的居民,作为那些付钱的或放债的人——有无数的理由,人们正是为了这些理由而被管理着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使人记住:人不仅是为了被管理而生存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毁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也不是那些细枝末节方面的,人们无法自诩在几年之内就能治愈它们。

       荷马是欧洲叙事史诗的创始人,荷马的名字对于整个西方文化说来是毋庸置疑的。而荷马也讲述了特洛依战争,特洛依的毁灭和奥德修斯[注]的归来——战争文学、废墟文学和归来文学,我们没有理由为这个称号感到羞耻。
      
       [注] 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勇敢机智,在特洛依战争中曾献木马计,希腊军队因而获胜。荷马的著名史诗《奥德赛》就是叙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依战争后经历种种艰险,终于回到祖国的故事。                                               (译者注)
      
       译自《Dentung und Bekenntnis》
      
       译后记

       亨利希·标尔是西德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

       亨利希·标尔于1917年出生于科隆,是一个天主教徒。父亲是雕刻匠。标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过学徒。1939年在科隆学过文学。此后便被纳粹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过了六年的战争生活。战争快结束时,他曾在法国的美国战俘营中待了几个月。战后,他当过木匠和统计员。不久便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活。

       他的主要作品有:《火车正点》(1949年)、《亚当,你到过哪儿?》(1951年)、《……一声没吭》(1953年)、《无主之家》(1954年)、《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年)、《小丑的看法》(1963年)、《和一个妇女的合影》(1971年)等。他除了写长、短篇小说外,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文学论著,以及翻译英语作品。

       标尔的艺术手法,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同时也采用了一些现代派艺术手法,因此,他在当今西方文坛上很负盛名。西德把他称为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性作家,说:“他的经过了考验的成就,已经超出了专门文学爱好者的范围和德国国界。”他的小说在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美国、日本、波兰和苏联等国均有多种译本。美英批评家称他是当代德国文学中的歌德。1972 年标尔获得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金文学奖。在授奖证书中写道:“由于标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的描写的杰出技巧结合起来,因此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谈废墟文学》一文译自莱比锡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意义与自白》。
      
       原载《今天》第一期  署名:程建立
       根据原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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