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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朽回忆录
吴涛

老朽我今年七十有八啦,一个人住在南山秦岭脚下。独处的时候,最容易让人回忆。我时常抬头去望眼皮顶上的山峦。每当我瞧见一丛一丛嫩嫩的绿荫依偎在山体面上飘摇时,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生命。从我住在秦岭脚下开始,我就一直觉得,我的生命,曾经也像这连绵的绿荫一样,年轻过,活泼过。那些个记忆,在岁月的磨砺下渐渐沉淀,匿在我的心底,只供我一人品味。

(一)

我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关中靠西的一方小村庄里。我记不得那个村庄的名字了,那太久远了。也许现如今我真的是老糊涂,脑袋瓜子都使不了了,哪里还能记得那幼童时候的碎事啊。不过我能想起,那村庄外有一条河,河不大,水也不急,只是条小河。我们从暮春开始,一直到秋初,差不多是天天都要下河几趟,耍水,逮虾。虾和我们一样,并不嫌河小哩,只要有泥虾就往里钻,几代虾儿钻到一个泥洞里蜷成团,只等着我们伸手去挖。我其实很胆小的,可我竟也不怕虾的钳子来夹我。那些虾呀,都是窝囊,根本夹不下我的一丝皮肉。我还能记起来,村子边上有一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石碾子,村里人收了麦,就排队在碾子边上磨面。有钱的人家靠驴拉磨,没钱的人家只好靠人了。一家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一同上阵,换着来,磨上个天昏地暗才扛着磨出来的粗面回家。

我转着脑袋想想,关于村庄,我记得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

我生下来的就没见过我大。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一直盯着我娘看,看了几个年头。

娘说我太笨,快四岁的时候才学会走路。我一学会走路就喜欢往出跑,和邻家几个比我大的或是虽然比我小但已经会走路了的碎娃们耍。我们耍谁家盖房子剩下来的土,也耍过家家,我每次都当儿子。我当儿子,一样当得兴高采烈。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快吃饭的时候,其他碎娃除了他娘来唤他外,还有个大男人偶尔也唤,我却不一样,我只有被我娘唤的份。

我就问我娘:那些男人是谁呀?
我娘倒不隐讳,平静地笑三声,说给我:那是人家他大。
我说:那我大呢?
娘依旧平静地回答:死啦,早死啦。我一怀上你你大就死啦!
我这才知道了,我没大,而别的碎娃们都有,那些偶尔唤他们回家吃饭的男人们就是。
慢慢地,我就长大了,走路也稳当多了,也不玩过家家了,因而也就不再当儿子了。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来了一帮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绿绿的,却也不完全是绿。还有一帮人,穿得并不整齐,衣服各有各的样,还破得不行。他们两帮人就在村子边上的野地里打仗,都拿着枪打哩!
那可不是我们平日里玩的木头枪,那一挺一挺可都是真家伙呵!
娘怕我们被枪炮伤到,所有碎娃他娘和他大也都怕伤到,就都引着他们的娃躲进早年挖好的地道里去了。人一进去,再盖上盖子,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呆在里头,连气都不敢出大喽。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塞在里面,地道被塞得满满的,我们就像一窝老鼠。地道里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微微耸了耸肩,就碰着了四五个站在我旁边的人。

外头的炮就打响了,震得土地像要翻个跟头了。地道顶上的土层也被震得簌簌地直往下落,落在我的头发上,又顺着额头滑下来,眯了我的俩眼睛。我就举着手直揉眼皮,揉得眼泪唰唰地掉,我却不敢吱声。
外头的炮响了好久不见停,啼哩哐啷吵了大半天,我在地道被憋得差点晕倒。娘不知什么时候用肘顶着我,我能猜出来,娘怕我真的给跌倒了,那样我会被人踩得断了腿脚哩。

外头的仗打得热热闹闹,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的肚子终是挺不住了,饿得瘪了一圈。我就拉着娘的衣服袖子问她要吃的。娘俯了头,把一张大嘴贴在我的右耳朵上说:败家子不要命啦?呆在家的时候给吃又不吃,等到现在枪子飞到头上了又要吃,真是张贱嘴。

母亲的话很锋利,像她缝衣服用的针一样,扎得我的右耳朵生疼,既而又传染给了我的左耳,于是我的两个耳朵一起疼了起来。但娘的话锋利归锋利,她说话时的声音却是很小的,大约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吧。我知道她是怕地面上的打仗着的人听到,不管是穿整齐衣服的还是穿破烂衣服的,那样我们可能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太阳了。我就不敢再要着吃了。

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呆在地道里足足有两个时辰,直立得我的脚像掉了脚后跟一样又痛又麻。终于地面上的枪炮声音渐渐消散,最终一片安静。隔壁重汉掀开了地道顶,双手撑着道沿出去打探了一番。确认打仗的两伙人都走了,才回到地道让我们都出去。一地道的人拥拥挤挤地上到了地面。慌乱里,我的一只布鞋被踩掉了,我来不及回头捡拾,就被娘一把提上了上去。

回到家的时候,娘才发现我的右脚上的鞋子没了。娘就劈头盖脸地骂我,又骂我败家子,好好的鞋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我心里说:这咋能怪我哩?要怪就怪我后面的哑巴,是他一脚踩掉了我的鞋子的么!可我嘴上依旧不敢言喘,我大大地知道说出口的后果。

我回过神,突然发现我一下子说了这么多小时侯的故事。啊,啊,啊,我的枯老的脑袋似乎突然一下明朗了许多,幼时的事情也像洪水一样奔流而来。我什么都想起来啦!我看看窗外,春天的花在春天的时节开放了,红红绿绿,好不痛快。我闻见了一缕香味,并且香味越来越浓了。莫不是花香刺激了我的大脑神经,让我忆起了那些个早已老去了的往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总之,我似乎在一念之间年轻了十几岁或是几十岁,原先混沌的脑子变得空前的清晰。我还能说什么呢?往事继续冲击而来,我只能接着讲我的故事了。

那段时间,那两队穿着整齐衣服和破烂衣服的军队,整日里在我们村口的空地上打仗。我们也就只好整日里往地道里钻。地道里的那种腐烂我味道我也慢慢习以为常了,我能坚持呆在地道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
等他们的仗打完,我们一上到地面上,我就看见满地的死人。我穿着珍奇衣服的,也有穿着破烂衣服的。有时候穿整齐衣服的人死的多,有时穿破烂衣服的人死得多。他们就那样横七竖八地躺着,有时一个死人还压在另一个死人身上。还有死马,马倒在地上,四只蹄子像竹竿一样直直的,并不动弹。还有一地的铁子弹壳子,黄通通的,还闪光。还有一尺来长的手榴弹。我想拣一颗回家,娘却死死地拽着我,直朝家里走。

我一边跟着娘走,一边问娘:他们为什么打仗啊?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娘就喃喃地说:他们都不是好人哩,好人可是不打仗的哦!你可要听话,从小就不能打架呵!
我不住地点头,也不住地相信他们都不是好人,都是土匪,是坏蛋!

(二)

后来打仗的那两队人就像蒸发了一样消失掉了,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子和临村里打过仗。
我们这里一片祥和。

后来我知道,他们都去打日本鬼子了,有的跟鬼子面对面打,有的只在鬼子背后打。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去打敌人了,都是英雄了。我就从此不再说他们是土匪,也不说他们的坏蛋了。
我大了些的时候,娘把我送到了村子外的小学里让我念书。同去的,还有我们村子里的好几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娃。

教书的先生姓秦,临村的,听说还是个小秀才。我不知道什么是秀才,就在他上课的时候问他。
先生倒不生气,很温和地摸我的脑袋,说:秀才啊,就是知识分子啊!是看书写书的!
我就问他:那你写过书吗?
先生说:写过的写过的,那可都是过去的事喽!现在国家乱了,谁还看书呢!
我就不再问了,回到我的座位上捧起书来念: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学校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教室后头的空地边上有一堵土墙,靠着墙有一排石阶,顺着石阶上去有一洞土房子扎在坡上。我们原来偷偷地上去过,去看里面有啥好东西能耍。可很遗憾,上面啥都没有,只是看见房子靠着的土墙上有还几排密密的洞,指头蛋粗,半尺来深。

老先生曾经站在石阶上看着我们笑。一边笑一边还说:那些洞都是他们打仗时子弹打出来的哩!我们这才恍然大悟。

能记起几十年后,我成了干部,一次随同局长来县里的仓房小学视察时,局长盯着这堵土墙足足有三分钟,然后对着土墙说了一句: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我对我的上学经历记得不大多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生活太平淡了吧,没有大的波折,就仅仅是提着个黄布书包辗转在村子里通往学堂的土道上,看着道两边的苹果渐渐变红,听着青蛙蛤蟆一起叫春。

我上了几年学我也不记得了,但我在学堂里学会了很多汉字。出了学堂告别了那个秀才先生后,我能读书看报,也能自己写字写文章。这些本事让我受用了差不多一辈子了。

出学堂的时候我虚岁是16岁,那时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的图象挂得满县都是。我扔了书就被分到了县里的信访局,给人家跑腿了。不过我很满足,每个月能拿回九块钱的工资哩!我把每次发的工资都一文不少地交给娘,让娘保管。娘很高兴,装好钱压在枕头下面的一张扁平的木盒子里,看着我笑。
娘从我第一次拿回九块钱工资的时候就不再骂我是“败家子”了。大概是因为我长大了,能赚钱了。也大概是因为娘开始把我当家里的顶梁柱了吧,没男人的家里,女人总是希望有个依靠的吧,而我,这时候有做这个依靠的资本了。

我就成了公家的人。我不用种地,不用像村子里的大部分和我一般大的娃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那时虽然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我终究还是个稚气没脱干净的碎娃,我就问娘:为什么我就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
娘才讲了个故事。

原来,我的舅,也就是我娘的哥哥,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被抓壮丁抓走了。我娘说我舅舅死活不去,那些来抓他的人说就算枪毙了他也不能让他留下,最后竟然把我舅舅活活给绑走了。至于我爹,他没被抓,就是因为我娘那时正怀着我,我爹就以要照顾我娘生产坐月子的借口给留在了家里。至于我爹为什么在我还没出生时就死了,娘一直不告诉我,一直不,直到她也架鹤西去时也没对我说起。我爹的死因就这样成了我们家的谜,没有人知晓了。

我舅舅被抓走后就与家失去联系了,十几年没回来过一次,也没有一封家信。对于我们家,舅舅在被抓走的那天开始就不再算是我们家的人了,是死是活谁也说不清楚。可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意想不到是事情似乎时时都在发生,我们家也就正巧撞上了一件。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我们家要翻身了。

我的舅舅,被抓走后,就跟着共产党一起打游击。听说,他跟着部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也北上打日本,后来还渡江打到过蒋介石的官邸。打了一路也升了官,还接受过彭德怀元帅的接见。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就要给功臣封官,我舅舅就沾了光当上了礼泉的县长。呵,我就扯上关系被舅舅安排在了县里的信访局子里,摇身一变告别了黄土地,脱胎换骨成了吃国家粮的干部了。我喜滋滋地,也努努力力地上班,把上面给的任务都一件件地做好。回家有娘,便也有饭。娘很按时地做饭,蒸个疙瘩面啦,打顿搅团啦,散锅糊涂啦,美美地吃,也便和娘一起活得有滋有味。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一群乌鸦正巧从我的屋子顶头翔过,叫得淅沥哗啦的。我倒并不觉得乌鸦的叫声有什么不祥的意味。我只感觉满肚子的兴奋蠢蠢欲出,指使我接着我下面的故事。我讲得乐滋滋的,口水都淌在了窗沿上。

我在县城上班,偶尔和单位里的人发生发生小的口角,也是很快就美美解决。日子和和睦睦,像水流一样不急不缓地顺着地势滑向坡下。我淡淡地过,和娘一起。我早上出门黄昏回家,娘守着家门拾掇琐事。
这样五年就过去了,我就二十岁了。

我二十岁刚过,娘对我说:我的娃呀,得找个媳妇了吧!快找快结婚,娘还等着抱孙子哩!
我满脸的羞意,不知道如何回答娘的话语。娘并不看我的绯红的脸颊,接着说道:现在是新社会啦,娘也不跟你找,你自己看着哪家姑娘合你心意就行啦!

我依旧不知怎么去应答娘。
娘举起右手,笑着打我的头,问:听到了么?
我傻呆呆地点头,脑袋都已经在娘的问话中僵硬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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