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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十年

发布: 2011-9-23 04:59 | 作者: 陈红兵



    陈红兵,祖籍山东曲阜,1943年农历11月10日出生于陕西宝鸡,两岁随家人到洛阳生活至今。1966年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67年10月任河大革委会主任、开封市革委会常委,1968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底在解放军农场一年、农村插队两年、教学一年,1973年担任原阳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出狱后自谋生路,现为一民营企业文化传媒办公室外聘专家。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旧窗连同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地“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的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零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卷396-413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7年底分配留校,1968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查、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大狱。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学习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农村插队和当“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一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晚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责我:“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1976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很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了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查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打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的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但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那时的新干部大多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1976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世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轻易撼不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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