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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一代

发布: 2017-6-08 15:10 | 作者: 张隆溪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我们经历过太多苦难,也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在生活的压抑和困乏使我们对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和期待可言,而在期待值极低的底线上,我们又最能体会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幸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出自《诗•小雅•十月之交》这两句话,在经历过文革到改革开放这种巨变的我们,与其说是文学的想象和诗意的夸张,毋宁说是亲生经历的真实写照,而我们的经历也许真是前无古人,更可能是后无来者。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我们真是独特的一代,是不可复制的一代。
        人生经历总是个人的。在一代人共同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自己走过的道路、特别的故事和独有的回忆。四十多年前的1966年,我高中毕业,期末考试还没有全部结束,便突然间“停课闹革命”,文革的风潮很快席卷整个中国,这“课”一停就是十年!中国人从来注重教育和文化,我们现在为推展中国文化,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孔子学院,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不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也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武夫,更不是家财万贯的富商毫贾,却不过是一位“有教无类”的教书先生。中国传统却恰好尊重孔子,所以中国人历来尊师重道,讲究知书识礼。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皇帝大权独揽,人莫予毒,文人则往往受轻视,被迫害,常因诗文获罪,在最坏的时候,甚至文网密布,深文周纳,文字狱遍天下。文化与政治、有教无类与专制独裁,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传统中互相矛盾的两方面,而这复杂交错的两方面在文革中就造成政治高于一切、文化被无情摧毁十年动乱的历史。与现在重新讲孔子和注重教育恰恰相反,文革中一个小学生黄帅对老师不满,叫出反“师道尊严”的口号,便立即被鼓吹为革命小将、造反英雄;一个答不上考题而几乎交白卷的张铁生,竟被塑造成中国青年的榜样。那些年报纸上宣传“读书越多越蠢”,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好像有知识即有罪,有思想更是罹祸的根源。文化被革了命,书被烧被禁,偌大一个中国,一时间只有江青钦点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一本红宝书,变成一个完全否定知识、不讲文化、弃绝传统、极端反智的国家。从1966至1976,十年间教育停滞,这当中即使有少数“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也是要他们来“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仍然把知识分子视为管制改造的对象。与此同时,从初一到高三所谓“老三届”的中学生,几乎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上山下乡和支边的大运动。从1969至1972,我在四川德昌一个山村里插队落户当农民,然后又回到城里,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队当工人,一直到文革结束。无论在乡下做农民或在城里当工人,那时的生活都相当艰苦,环境也相当恶劣,但我对反智和愚民的宣传极端反感,对被称为“毒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文化反而极感兴趣。那时候只要能得到一本书,在知青当中都是互相传阅,甚至逐字手抄。我很幸运,在下乡时得到一位中学老师潘森林先生送我两部英文书,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主要作品的英译,另一部是英美著名作家代表作的选段。下乡三年,就着用墨水瓶做的一盏煤油灯的微光,我一直就在读这两本书,往往读到夜阑人静的时刻。更幸运的是,回到成都之后,我能够结识欧阳子隽先生,老先生在文革那样艰险的环境里,居然保存了许多英文名著,并且全部对我开放,使我可以读英文的《钦定本圣经》,遍读从乔叟、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直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那时候读书纯粹出于兴趣,学外语也是如此,绝没有、也不可能有半点实用的打算。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工厂,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将来会有机会去美国,用英语教课、著书,在大学里做教授。
        大环境的改变也反映在个人命运的转变中。文革结束前两年,设在成都的科学院四川分院生物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治冠心病的新药,准备去参加广交会,需要把说明书译成英文。经过朋友辗转介绍,这份药物的说明书最后由我译成英文,也因此生物所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在1976年把我从汽车运输公司调去生物所做科技翻译。也就在那时,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文革中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一切,经济民生已频临崩溃的边缘,但教育的停滞造成中国人才的匮乏,从长远说来,才是对国家最大的危害。1976年文革结束,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终于扭转了中国的命运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那时有数量极大的“老三届”学生参加考试,高考的竞争相当激烈。我自忖已经失去了十年光阴,而且对自己的英语程度也有一定自信,所以虽然只是中学毕业,却决定以“同等学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我已经写过文章回忆当年在乡下和工厂读书的经过,也写过后来如何在恢复高考时,最终幸运地得到李赋宁教授鼓励,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北大西语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  对我说来,到北大读硕士(那时国内还没有设博士学位)的确十分关键,因为我不仅能从杨周翰先生研究莎士比亚,而且有幸能与朱光潜先生几乎每天见面,向他请教有关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问题,又因为一个偶然机缘认识了钱鍾书先生,经常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住处去拜访,并长期与他通信,得到他许多启示和指点。经过文革的压抑和屈辱,老一辈学者们看见还有一些年轻人向往知识和学问,觉得十分欣慰,也特别关爱和提携后辈。在当时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中,在他们对后辈的关切中,我似乎感觉到一种文化的传承,甚至感觉到对自己所热爱的文化传统的一种责任。钻研学问从来都是个人的事情,然而文化本身又是具有强烈个性的人所共同产生、共同分享的,这是文化的一个悖论,也是文化的一种辩证关系。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岁月!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和封闭,读书人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和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愿望,加上整个社会不断打开眼界、求改革、求开放的心态和趋势,就不仅形成了当年所谓“文化热”,而且开始了对文革、对过去更深刻的反思。整个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经济开始改革转型的年代,也是国门逐渐打开、思想意识不断开放的年代。没有思想意识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尤其九十年代以后经济的巨大发展和迅速增长。
        中国人开始走出去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去学习考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我1981年硕士毕业后留北大任教,又在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在哈佛读书六年,是极为愉快也收益极大的一段时日。哈佛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的确有许多学识丰富的名教授,有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还有很多聪明优秀的学生。我在哈佛读到许多国内没有的书,本来就很有兴趣的文学理论以及西方哲学、宗教的经典,也可以读得更多,理解得更深入。我在哈佛学习的过程可以说相当顺利,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而且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写了好几篇文章在美国颇具声望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刚到美国,就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讲稿以《道与逻各斯》为题,后来发表在很有影响的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1985年三月号,并且成为我第一部英文书的基础。我为詹姆斯•库格尔(James Kugel)教授讲授的“圣经与文学批评”课所写期末论文,比较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圣经》雅歌的评论以及中国《诗经》的传统注疏,就发表在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号,并获得哈佛大学苏珊•安东尼•玻特比较文学头奖(Susan Anthony Porter Prize, first priz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也为我多年后写另一部英文著作《讽寓解释》(Allegoresis, 2005)打下最初的基础。哈佛英文系以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著名的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讲授维多利亚时代三位主要的批评家,我写的期末论文专论王尔德,就发表在《德克萨斯文学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号,后来收入美国研究王尔德的批评专集中,在那个研究领域产生过一点影响。这些文章和其他在美国学术刊物陆续发表的论文,逐渐形成我以中西文学和文化比较为主题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开始在国际学界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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