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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

发布: 2011-10-06 23:48 | 作者: 秦晓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在北京长大。1968年到内蒙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后进中信集团任总经理,继而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他于2002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多部。
        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边境二线。
        “文革”中我在北京四中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扣在学校,准备后期处理。是我约了几个同学自己跑到内蒙去的。我们安置下来已是冬天了,分到放牧小组,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老乡特别热情,把我们看成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分两派,跟家族渊源有关。我们刚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翻来覆去,说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
        寒冷
        内蒙草原给我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拖到地上,系上腰带,怀里还能揣很多东西。蒙族人就是靠这套装束世世代代度过寒冬。问题是捂得再严实,在外放一天羊,冷风也给吹透了。
        放羊归来,回到蒙古包,喝碗热茶,吃顿热面条,才能暖和过来。蒙古包中间是烧牛粪的灶,烟筒从伞状的顶蓬伸出去。晚上不断添加牛粪,才能保持温度。睡以前得把牛粪烧得通红,没有烟了,用布垫撤下烟囱,盖上顶蓬,全靠灶里的余热入睡。
        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蒙族人睡觉有标准的姿势:先把腰带解下来,皮裤脱到大腿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再转身,身边的老太太帮忙把四周掖好,就不能再动弹了,整夜不得翻身。刚睡时还暖和,到了半夜越来越冷。早晨醒来,家庭主妇先起来烧茶,火也旺了。起身先提皮裤,系上腰带,享受美味的奶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大事。蒙族人无论男女,都是就地一转,把袍子摊开蹲下如厕,既遮羞又挡风。有时到蒙族人家作客,主妇在那儿蹲着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等她站起来才知道她在撒尿。转袍子可是世代相传的技术活儿,我们学不会,于是大便时先互相鼓励,然后找个偏僻草高的去处,把“皮德勒”顶到头上,下边冻得要命。旁边还有狗等着吃屎。冷时撒尿落地就成冰。
        我们刚到不久,有一天早上醒来,就像睡在雪地里,枕头被上全是雪。原来头天晚上没盖上顶蓬,大雪落进了蒙古包里。
        由于缺乏常识,我们洗好衣服,顺手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走,还把衣袖系成疙瘩。老乡见了,问这是干什么?我们回答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再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根本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弄破了,只能等到明年五月化冻了你们才能穿上。
        至于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打,到河边拉。我们用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冬天在河里凿冰,或化雪。家庭主妇的职责之一就是把雪水融化,再过滤掉稻草和牛粪。有一次,我们到一户牧民家吃饭。我坐得靠里,光线暗,接过一大碗面,呼噜呼噜吃着,赶上个硬梆梆的东西,像肉,可怎么嚼都不对劲儿。我恍然大悟,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而大队的面积纵深约摸一百多里。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青草吃,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可换着骑了。“知青”住得很分散,有时候大家聚聚,离得远,非骑马才行。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望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准备和她一起包饺子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和肉,赶着马车过去。过河时,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摔下来。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紧追慢赶,怎么也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一直走出四十多公里,终于找到散落在雪地里的刀和擀面杖。回来再看那马,精瘦,弱不禁风,正在那儿吃草。
        每次回北京,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汽车到旗里,班车每七天一趟。然后从旗里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一晚,再从赛汗塔拉搭乘从二连开往集宁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而上火车前的这段路全靠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或商业局的司机,酒肉伺候。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那些司机整天喝得醉熏熏的。早上发动车,还得由我们来摇。驾驶室的空位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上大皮袄坐车斗,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
        放牧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牛羊。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我放过牛羊,打过井,种过莜麦和蔬菜,垒过羊圈,除了牧马,什么活都干过。
        我们开会,包括学习、念文件,都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文件都由我们这帮“知青”念。不过我只会说,不会念。
        队里评工分,跟评先进分子差不多。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工分就高,而不是按多劳多得的原则。我们“知青”吃的是商品粮,每年都发粮票买面。至于钱,是按工分发,我头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除去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不用家里任何补贴。虽说环境恶劣,但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哥儿俩都很穷。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去井冈山和黄山。当然也得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用过再寄回,两人用。
        那时父母都被关押着,工资也扣了,每次回京,都让我给家里带肉和黄油。插队一年多,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爸爸刚放出来不久,他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问我在内蒙的情况。我讲着讲着,发现他做菜只有一小碗肉末,而我们在内蒙都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爸爸炒好肉末,把大部分搁碗里,放进柜子留到下一顿,只用一丁点儿炒豆角。
        我在内蒙被狗咬过一回。多年后,在香港见到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被他算出来了。他给我写下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
        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点燃牛粪化冻土,第二天挖化开的土层。一天擦黑时分,我拉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刚巧那家没人,他家的狗刚下了一窝狗崽。牧区的狗只认蒙族打扮,而我那天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根草绳。那狗欺生,一开始就狂吠不已,起先我没当回事。接着它对我呲牙了。我手无寸铁,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谁料到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一刹那,那狗扑上来。我身穿皮裤子和短皮袄,本以为咬不到肉。可那狗先咬住腰部,把我拽倒,再把裤子撕开。我双手抱头,两脚乱蹬。远处的牧民赶过来,敲着簸箕,终于把它按住,可还是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过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更可怕的是当时正闹狂犬病。据说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伤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于是我们那地区的狗就得了狂犬病。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每次牧马回来,那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在当地也很有名,年轻时也是牧马能手。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时,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在正常情况下那狗是不会咬他的,就果断地拿起马棒把它打死了。他顾不上跟他妈妈说话,立即骑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病疫苗。而他打的是医院的最后一针,等我到医院时,他们告诉我药用完了,劝我赶快回北京。我回到北京。那时北京早就把狗全都灭了,医院根本没这种疫苗,最后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带到医院每天一针,连打十四天。我在家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十四年。我那帮朋友们纷纷来看我,有点儿告别的意味。
        草原上的狼是很凶残的。不像狮子和老虎以家庭为单位,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则不能与母狼交配,性压抑造成嗜血的本能。狼晚上来吃羊,把羊圈走,圈到山上慢慢吃。刚去不久,有个“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进羊圈里一只只数,少了几十只,况且还是“自留羊”的羊群,这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我们到处找。后来,老乡说,你们的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还可以看见。等我们赶去营救,发现有的羊已被吓死了。
        还有一次差点儿被蛇咬了。我住在老乡家,旁边是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感到手上一凉,顿时醒了过来,心想是不是孩子碰到我了?我马上反应过来——是蛇,立刻爬起来,跟老太太说有蛇。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趴在那里。内蒙的蛇基本都是毒蛇。天冷,它就钻进我被窝儿。老太太把孩子叫起来,他们要从小教育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用火筷子把蛇夹住,挑出去,当着孩子的面打死。
        要说另一“劫”,是差点儿被铁丝勒死。那天我到公社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出来给我的马饮水。我骑马来到公社的水井,没注意到井旁有根晾衣服的铁丝,我骑马遛跶,陡然间,铁丝勒住了我脖子。幸好马有感觉,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来。我紧紧憋着气,我的马似乎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这才下了马,胸口好像要炸开似的。我趴在马鞍上使劲跺地,大约二十多分钟才慢慢吐出气来。脖子上一层皮被勒掉了,全都是血。老乡帮我抹上不少香油,说是消炎的土方。
        反思
        到了内蒙后,我发现我的适应能力挺强,精神状态也很好。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回北京。
        当然也遇上不少涉及前途的问题,我是基干民兵,有短把卡宾枪,因为背长枪骑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都背枪,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人党”,我被调到盟里搞专案。有一天,负责搞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到我上过的北京四中外调,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关于文化革命,关于毛泽东,关于林彪(特别是他出事后)。我们常常与一帮朋友讨论、通信。
        读书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那年头找书很难,幸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在我早期阅读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不仅反复读过,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其中的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此书前,我对爱情并没有什么感觉,看过深感震撼。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异与感情。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后来还读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很让我着迷。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太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包括“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我们都设法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还有一本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是意识流的现代作品。“灰皮书”是政治类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等。“白皮书”主要是史料。
        那时我们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毛主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和刘进、三友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他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虽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就是从根上质疑。我们都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后,我们开始读马列的书,就是想看看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所说的去做的。当时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只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在信里写道,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信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形势不对,这信会要了我的命,于是就销毁了。
        我们更多地不是从个人的遭遇和恩怨出发,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问题。虽然生活在草根的环境中,但还保持着某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体验与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朴实敦厚的牧民,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榜样,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牧民中真有能人,从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让他鼓捣一下就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居然也能修理。
        后来我回过两次牧区。有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去的,她是在国外长大的。我们爬到我们大队的山上,放眼看去,无边无际的草原,好像大海一样,云影漂移,与放牧的牛羊交错呼应。女儿说: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与那些拥挤恶斗的地方形成对照,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上生活有关。这里让人心胸自由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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