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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籍与诗 ----兼答读者来信

发布: 2018-3-06 10:10 | 作者: 舒婷



        外祖父竖起一根指头,引诱我学一首美丽的“儿歌”:清明时节雨纷纷。
        他念了两遍就进里屋去取香烟,出来时见我一只脚在门槛上跳进跳出,口中念念有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惊异之至,立即决定让我随外祖母到街道扫盲班去启蒙。每逢婶婶婆婆们考试,我总要搬张凳子,站在大圆桌边提示,同时响亮地嚷着:“别慌,姥姥,我来救救你!”老师置之一笑,她大概不相信外祖母的场场考满分和一个四岁顽童有什么关系。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课外书。我的座位也渐渐由后往前移,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搜索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舅舅、姨姨们都喜欢看书,书的来源五花八门,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戒严,我对各个房间的偷袭总能成功。上初中时,我的借书卡上已全是长长的外国名字。班上有人问我:为什么净看外国书?答:中国书已看完了。于是专门开了班会整风,批判我的轻视民族文化。那时指的“中国书”是《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不过,《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故事》我也是滚瓜烂熟,那是外祖母每夜哄我上床时讲过无数遍的。
        我的作文成绩一向很好。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故乡的一天》被当作范文评讲,黑板上抄满了“异想开天”、“树影斑驳”等我搜罗来的十几个形容词。老师很起劲,我也很开心。可怜后来我却要花相当大的气力去纠正滥用词藻的坏习气。初中一年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初中二年学期考试我十分认真地答完了卷,成绩却是四十七分,并且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
        看来对我的作品的声讨,是十五年前就开始的。
        十三岁以前我常常参加朗诵会,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节目之外,我不读诗。我至今尚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一首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发在校刊《万山红》上,还因此着实得意了几天。
        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这点点可怜的文化程度却是我的重要基础,使我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自觉化。包括后来在农村时每天学五个生字,帮助我在表述时有更大的灵活性。我认为: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使诗人找到关于那几个惟一正确的字的惟一正确的安排方式。”(托尔斯泰)
        学生时代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夏令营、生物角、歌咏比赛;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我最初的朋友就是我的教师。跟着生物老师跳下潮湿的墓穴去采撷蕨类植物,从此我克服了怕黑的胆怯心理;每天午饭后在小山上的音乐室,我屏息望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响;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站在那七颗星星的照耀下,我至今还觉得到那手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有一次我大哭了一场,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据说惩罚他的“母爱教育”。
        但是,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时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当!”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在我的肩上,我顺手一摸,是颗热呼呼的弹头。外面,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尽管还有噩梦,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阴暗的河流。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收拾些衣物和食品,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走进另一个充满呵斥、白眼的噩梦。
        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真相来。只有书籍安抚我。
        1969 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将英语课本(我的上大学的梦)和普希金诗抄打进我的背包,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走向异乡。月台上,车厢内一片哭声。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
        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听过吉他悒郁的乡思;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
        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于是,我拿起了笔。
        那三年内,我每天写日记,回城之前我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发表在《榕树丛刊》散文第一辑上。
        我拼命抄诗,这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兹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
        另外是信。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最大的享受。
        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我曾经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完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敬神;我还很困难地读了《美学简育》、《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理论,又很轻松地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朋友们的强调,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
        1971年5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上杭大桥散步,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回到小山村之后,我写了这首诗给他。
        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过去,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没有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寄杭城》是我已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
        不少青年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因为:假如没有友情(我的心至今仍像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没有历史、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儿歌”,很可能,我不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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