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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发布: 2018-3-06 11:38 | 作者: 毕汝谐



         
        毕汝谐先生讲演照   (来自《美中时报》发表此文的配图)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那是一个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
        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后,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水远不能重建。
        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道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却挺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敏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
        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
        我曾与许多人争辩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
        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作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真紧呀。
        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
        
        《九级浪》以第一人称的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原则若敝屣。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被我选作书名。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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