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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样年华

发布: 2018-3-06 12:27 | 作者: 徐浩渊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的变化,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读,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的内容不属实。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的回答,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的人写的诗,他是根子(岳重)。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世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篇,所显示的悲壮之美,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写。依群本不是那种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堕入情网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饱含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年前他的手稿。他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一声,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最擅长于此,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来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我迟疑了一下,才打开那摞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二次出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坐在河南省监狱,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过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听说张郎郎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小姨”还通情达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给我。我俩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就很难过。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风暴雨中挣扎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做诗的年龄,大约在15岁到25岁之间吧,那些来自心灵的吟唱,记录着我们的诗样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趣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郎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顺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练笔的宣纸烧掉不少。前几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居然被我们取暖塞进了火炉。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的精美画册。伦伯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卡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原作,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第一次看画册那种强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到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正忙着画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号,摆在他们家那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三幅画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第一名。当时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我们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办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在场,是范小玲领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贝一票?
        那年头除了正经学画画,我们都热衷于“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谁找到一张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去。甚至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回答是:能画,不过你得自带凳子,人家可没给你留座位啊。
        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大家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们从乡下回城,穷困潦倒,想出各种怪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这些举动,把1972年后陆续从干校和监狱放出来的父母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中,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称得上“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总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号黄元的家,那是“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教授学者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隔壁。黄元热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那东欧人的奔放旋律。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萧霞凑上来看,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让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有色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人来人往,有时连他都记不清来客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他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2008-8-5
        原载《七十年代》
        
        徐浩渊: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线”,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2001-2002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现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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