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18-8-16 19:31 |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当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严苍山是上海名中医,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我被爷爷派人送回北京的父母家里,把户口转回到北京,因为我是北京出生的。到北京后我象征性地在一个西城区社会路中学的学校里报了名,学校说有什么活动会通知你的,其实就是通知你去学校挖防空洞,大家轮流挖几个小时,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飞过来轰炸。或者通知你去上街游行祝贺掌权者又发表了什么社论,或者上街游行庆祝毛泽东又写了什么诗歌或者提出了什么神圣的革命口号。
        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或者说留条“根”。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每个月到我妈妈的单位从她的工资中领出25元,那时候她的单位留下一些人维持机构的存在,25元就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我去妈妈单位的食堂吃饭,或者自己做饭,14岁就自己做饭了。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体会与大自然搏斗的快感以及吃不饱的饥饿感。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理由是到原来报到过的北京西城区的“社会路中学”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接受学校的分配。而父母和妹妹还是留在湖南。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从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根子(岳重)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那可是诗歌造句的一种台阶,可以在现代诗的各种意向中受到启示。。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他们写诗的诗龄大约是三至四年。物以类聚,我开始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其实这是作为一条生命的原动力的抒发情感的需求,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把情感直接输出,于是就改变方向,吐露到纸上。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那时不懂那叫立体派,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郎郎、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31/3123>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