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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墟上重建星空

发布: 2018-3-06 15:46 | 作者: 万之



        ──纪念《今天》文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确切地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后,天气阴沉寒气逼人的几个白天夜晚,有一群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北京文化部大门外的墙壁上,在北京长安街西单路口的墙壁上,在北京一些大学校园的饭厅外的墙壁上,在官办《诗刊》杂志社门外的墙壁上……贴出了一份手刻油印的文学杂志。这就是《今天》创刊号。
        一时间,贴出这份刊物的墙壁前人头攒动,聚集起好奇的读者。钢板刻字油印纸张粗糙,字迹也多歪歪扭扭甚至模糊不清,但刚刚从大陆文化革命氛围中走出来的读者仍然感到新奇,甚至兴奋莫名。很多读者还不顾寒冷用笔抄录,使这个杂志的作品传到更广的范围,传到了北京之外,全国各个角落。人们惊讶的是这份杂志的文学语言与装帧专业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是如此不同,尤其是它刊登的诗歌语言,让习惯了官方语汇的文学批评家都感到困惑难解,很快就有“朦胧诗”的说法不胫而走。直至今天,“朦胧诗”依然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文化标签。
        《今天》创刊号也装订零售,很快销售告罄。这给了创办者极大的鼓励和刺激,于是再接再厉,以双月刊的步伐,出版了第二、三、四、五……期。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没有间断过。期间,《今天》还在紫竹院和圆明园组织了数场公开的诗歌朗诵会,听众踊跃。在《今天》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个文学群体,参加《今天》每月文艺沙龙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不得不转移场地。可惜,虽然《今天》一直定位为文学刊物,从不刊登政论时评,但是这份杂志的炎黄春秋也是随着中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它随所谓“西单民主墙”之兴起而兴起,随“西单民主墙”之衰落而中止,到一九八○年夏天,就被迫停刊了。
        当年创办、编辑、出版《今天》杂志的同仁四散开去,走向不同方向。有的进入了官方的文学体制创作出版;有的继续在民间浮沉忽隐忽现;有的进入大学校园高等学府;有的负笈海外浪迹天涯……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有一大批作家流落海外,其中多位是当年《今天》同仁。一九九○年春十多位流亡作家在挪威奥斯陆聚会,决定出版海外版的《今天》,定为季刊,当年年底推出海外的第一期。从那时到现在,坎坎坷坷,曲折拐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连续出版了七十多期。
        《今天》有了三十岁。
        写下这些纪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今天》主编北岛的两个作品题目。“在废墟上”是他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发表在1978年底《今天》创刊号上,而“重建星空”是他1989年住在柏林的时候创作的一篇诗作的题目,发表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收入诗集《旧雪》。借用刊物主编的这两个作品题目做纪念《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的文章题目,我觉得别有一番意趣,恰好可以回答出发点和目的地这两个问题。两部作品恰好也和《今天》国内海外前后两个时期有关联,而组合成这么一个句子,确实恰如其分形象概括《今天》从诞生并走到现在的全部里程,概括《今天》作家的思想和写作视野,概括同仁们创办刊物的宗旨动因,概括了出发点和目的地。就是说,《今天》同仁这三十年,前赴后继,离合聚散,费尽心血,努力要做的全部的事情,我用一句话以蔽之,其实就是“在废墟上重建星空”。
        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生存下去,我看还是这样。这是挑战,这是反叛,也是梦想,也有点像是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不懈努力。这一句话,这八个字,展现了这份文学杂志前后两个阶段的存在意义,回答了出发点和目的地这两个问题,甚至也可以借它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依然站在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之上?如果“废墟”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确实有所“重建”,那我们到底建立了什么,哪里是我们自己的“星空”?
           
        “在废墟上”出发的《今天》
            
        把“废墟”当作《今天》的背景和出发点,这并不是我个人创见。有意思的是,现在,当我们《今天》的一些老作家老编辑老朋友聚集在香港纪念这份文学杂志的三十岁,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已经忘记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是在香港这里,有些香港文学家批评家最早把《今天》文学称为中国的“废墟文学”,还和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文学”做了比较。《今天》创刊号上,也刊登过一篇介绍德国“废墟文学”的译文。“今天文学”和德国“废墟文学”是有些共同点,它们都见证了一场民族的灾难,或是战争或是革命,以及战争或革命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大规模破坏,也都是在这场灾难的废墟上质疑战争或者革命的意义。
        所以,《今天》确实是“在废墟上”诞生,“在废墟上”出发,“在废墟上”寻找一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道路。“废墟”是《今天》早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景象,一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标志。比如,除了短篇“在废墟上”,北岛当时还有如下的诗句: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引自《红帆船》)
           
        在我的小说《开阔地》(原载《今天》1979年第五期)里,废弃的碉堡,散落泥土中的死亡士兵的尸骨,战争遗留下的“废墟”,也同样是最主要的风景,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风景。废墟是引发主人公反思那场争夺中国权力的内战的意义和个人生命价值的背景。多少人为这块土地付出生命,废墟依然,意义何在?
        “在废墟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在废墟上”更没有辨别方向的路标,“在废墟上”没有可以栖息作为归宿的屋舍,“在废墟上”只有令人困惑的残垣断壁。
        我这里说的“废墟”其实还有不断转换不断深化的意义,有很多层次的意义。它可以是很现实真实的风景,就像北岛短篇小说中荒芜萧瑟的圆明园废墟,一个在文革中受尽屈辱的老学者打算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表示抗议表示尊严。像我的《开阔地》里的废墟,一个老军人在这里埋葬士兵的尸骨。这种“废墟”景色非常具体醒目,非常鲜活明确。
        “废墟”还可以用以形容当时整个社会的状态。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风景真是一片“废墟”。连官方话语都不否认,所谓文化革命是一场“十年浩劫”,经过这场浩劫的破坏,到处是残败景象,不仅经济萧条、社会贫困、民生凋敝,文化上也可谓疮痍满目、灰头土脸、惨不忍睹。
        “废墟”同时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外患毁于战火,毁败于中华帝国遭受现代工业文明撞击而没落的时代,因此它也是中华文明衰败的象征,是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强力碰撞的遗痕。当年,《今天》的作者们经常在这里聚会,饮酒诵诗,思考争论,发“思古之忧情”。选择这个地方聚会,当然不是随意的。从《今天》的活动背景而言,“废墟”除了具体现实意义,除了历史意义,还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层次:第一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层次,第二是中国文化的层次,第三是归结到人类文明的层次。《今天》创立之时,创立者们的思考视野,是有过断层的。开始的时候,还只回头看过去的文革十年,视野还比较狭窄,如《发刊词》中只提到文革十年的声音禁锢,似乎十年前还可以发出声音,还没有脱离局限。但是,他们的视野很快延伸,很快跨越到过去的红色的二十九年,跨越过去中国内忧外患战争不断的一百年,甚至跨越了数个世纪,跨越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注视的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就第一个思想意识形态层次上来说,这是指一个信仰的“废墟”。文革浩劫留下一片废墟,但对于坚持共产党统治的掌权者还有他们的追随者来说,统治体制依然还是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的大厦还没有彻底倒塌也不允许倒塌,因此,他们当然不会在思想意识形态把当时的现状看作“废墟”。他们力图要做的仅仅是“修复”被浩劫破坏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工作,所谓“拨乱反正”之“正”,不过是要返回到文革前的共产主义“正统”。在文学上,与这种官方需要相应的就是当时被官方肯定的“伤痕文学”。对于那些作者来说,文革不过留下了可以修补的“伤痕”而已,并不等于受伤者的生命终结。“伤痕文学”基本上只是否定文革而希望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伤痕文学”作者否定文革十年,但是不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如小说《伤痕》的女主人公(一个文革红卫兵)在对自己投入文革的忏悔中,要在精神上回归被文革迫害而死的母亲,一个中共老干部。“伤痕文学”主要作家刘心武曾经有一篇小说《醒来吧,弟弟》,是希望那些开始消沉感到理想幻灭的年轻一代重拾主流信仰和官方话语,而《今天》杂志就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评论,认为真正需要“醒悟”过来的恰恰是刘心武本人。
        所以,《今天》的“废墟文学”可以跨越文革的局限,逐渐延伸到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因为在《今天》创办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早已经彻底坍塌了,就如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完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仰的“废墟”,一具纪念堂内的暴君僵尸。这是《今天》文学和官方肯定的“伤痕文学”的根本区别。据我所知,《今天》作者编者同仁基本是1949年之后出生的,也算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接受过将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或者说他们“信仰”过“共产主义”,大多数还当过少先队员系过红领巾,其中有些人在六十年文革初期还参加过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这些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像是在成群放牧的牛马身上刻下辨认其主人的烙印,恐怕至今都难以消除。但是,《今天》大多数成员脱离这种轨道非常早,也非常快,几乎再没有人申请参加过共青团,更不用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说他们属于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一代”(Disillusion Generation)。
        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信仰“幻灭”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原因可以归结到许多方面。《今天》大多数作者都因为所谓“文化革命”而中断学校教育,被抛离学校而到工厂去当工人或被下放农村劳动,这种经历对他们认识社会现实而不再相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谎言有很大作用,原有的理想和信仰变得支离破碎。正如北岛诗作《回答》中的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与这种对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不再相信的态度对应的,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异类文化的影响。信仰“幻灭”的另一原因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幸未被红卫兵销毁的西方文学译作和唱片、地下流传的黄皮书手抄本等等成为这代人新的精神食粮。七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发展和这代作家的思想变化应该有同步的意义,例如一九七一年的林彪出走坠机温都尔汗,例如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问中国,而对这些诗人和作家来说,最重要不是政治和外交的兴趣和意义,而是随后有西方文化破门而入的迹象。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大交响乐团访问中国的演出,让中国的无线电电台里重新奏起斯特劳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天籁之音。当时内部还开始翻译出版发行外国文学哲学丛书,在这一代对知识感到饥渴的年轻人中流传。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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