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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路沿线

发布: 2018-3-06 17:00 | 作者: 田晓青



        十三路是北京城区一条老公共汽车线。它究竟有多老,我无从考证,亦无关本文宏旨,要紧的是它大致划出了我成年以后的生活半径。自我七三年从军队复员到一家工厂上班至今,除偶尔的逸出,在这条路上已经奔波往返了二十四年,估计已经绕地球好多圈了,却在原地未动(不论从地理意义还是从人生意义而言)。据此您会认为我是一个十分刻板、循规蹈矩的家伙。不错,我正是这样一个家伙。若不是半道上出了点差错,说不定此刻我正在以前的终点,北新桥北京电视设备厂的钳工案子上打盹呢。
        
        儿童医院
        十三路公共汽车从城西头风景如画的玉渊潭公园附近发车,摇摇晃晃地驶过拥挤破败的老城区,在城东北角的和平里北口打住,在北京横平竖直的田字格里曲曲折折地划了一道涂鸦般的斜线,一路上的风景令人愁闷,站名却可引发方志学家的思古之幽情。
        眼下,同其他公汽线路相比,十三路沿线二十多年来的变化不大,除临街的危房改建成铺面(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莫过于白塔寺站牌旁边冒出的一家名曰“亚当和夏娃”的性用品店),几乎一切如故。
        请想象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早晨,地点在十三路儿童医院一站(当时的车站位于儿童医院十字路口的西边)。当最后一位乘客吃力地挤进车厢,汽车轰鸣着起步时,从不远处的街角,一个剃小平头的家伙如逃命般狂奔过来,斜背在身后的“军挎”里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我真为他捏着把汗,那饭菜若是从饭盒里颠出来,准会弄得包里一塌糊涂),他先是迎着汽车跑,然后放慢脚步,停住,当汽车擦身而过时跟着跑几步,然后一个箭步蹿上去,用手拽住车门内的扶手,脚卡住正要关闭的车门,身子晃悠着吊在车厢外(这场面颇似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扒飞车的惊险镜头,绝非我辈能模仿一二的)。车门放屁般地撒着气,终于哐当一声关上了,汽车发出一阵夸张的怒吼向前驶去。我看见那个绿色的“军挎”在车门外晃荡着,随着车身的颠簸继续发出响声……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街边的洋槐上枝条已开始发绿,骑车的姑娘们迎着春日炫目的阳光眯起眼睛,天气真不错,你不必再去挤公共汽车(十三路汽车正拐过街角,引擎的声音被建筑物挡住,骤然减弱,然后消失在遥远的往日)。这是七十年代末一个春天早晨,也可能是几天以前。
        
        西单墙
        在阜成门下车的人很多,如果您运气好,可以占到一个座位。瞧,运气来啦,还是个靠窗的座位。当你挪动脚步的当口(在您这岁数,动作已比较迟缓),运气就已经失去了。我看见他敏捷地用身子挡住我,在我的座位上安顿下来,两眼若无其事地望着窗外,其实窗外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站在他的身后,看他从“军挎”里掏出一本书,书名在我眼前一晃:《人的远景》。我不禁暗暗惊奇。我认得这本书。封面是一张牛皮纸包的(原来的封面已经掉了),我用钢笔描出标题字的边缘,然后用下雨般的斜线填实。当时这本不知从何而来的书在朋友们手中传看,最后又不知向何而去。为此我的上家(我从他手中借出此书,期限为三天)和我的下家(他从我手中借出此书,经上家同意为期三天)闹到几乎绝交的地步,最后大家同意此书已完成使命,说不定此刻正在另一个读书圈子里传看,亦可能正塞在某一个凌乱的书架上(我忍不住要想象它在造纸厂里历经了几度轮回,眼下转世为那个刚上车的时髦小妞手里那张花哨的《精品购物指南》)。
        我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法共的政治局委员,叫做加罗蒂。这本书用批判和允许答辩的方式介绍二战以后法国形形色色的存在主义思潮。这让我着实惊奇,因为我一直以为批判是不允许答辩的。说到存在主义,我记得老于曾对我讲起,在一次玉渊潭的诗歌朗诵会上,他问一位法国记者: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如何?那个法国人用食指和拇指成一个圈儿——等于零。那法国人说。
        这件事当时给我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我想这就像一位孤陋寡闻的天文爱好者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新星,别人却告诉他这颗星实际上早在人类诞生前就熄灭了。
        这是题外话,还是让我们回到十三路公共汽车上来吧。
        若是在九十年代,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看大部头的著作是很可能骇怪的,人们在公共汽车上只看小报和杂志。我在这车上经常见他已经好久了。我隐约记得他开始从“军挎”里掏出的书是些俄国小说(不是现在的俄国,是一九一八年以前的俄国——那使两代人梦牵魂萦的契诃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俄国。这之间隔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帝国的陷落,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然后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和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有一阵他甚至从包里掏出一本《资本论》。但没几天就换了,或许这部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经典(我现在却认为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是另一本薄得多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因为对革命者来说,《资本论》太沉,不便于携带,亦不便隐藏)对一个生活在商品活动并不典型的社会中,并且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来说,是太过艰深了。
        也许他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是为了装模作样,也许仅仅是为了不给老人孩子和孕妇让座(说来奇怪,那时的孕妇特别多)。
        我可以猜想他的生活,每天按时上下班,星期日洗澡洗衣睡懒觉,交际范围很窄,充其量四五个人,都是厂里自命不凡的家伙,照此推论,他会终老在十三路车上。我仿佛看见他头发花白,仍旧穿着那件发白的工作服,“军挎”已经换成手中拎着的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他吃力地挤上十三路,包里已经没有书,只剩下一个装着猪食般饭菜的饭盒……但看来我的估计有点偏差。
        有一阵,他突然从十三路上消失了。那时有一些事情发生。先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然后是华国锋离开了政治舞台。而西单路边的一堵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油印的传单;一位美国记者在天安门对广场上的中国人说,他明天要见邓小平,你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为转达。有人要他问问邓小平对西单墙的看法。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做了回答,小平说,群众受压制这么多年,发发牢骚是可以的……西单墙(当时被称之为民主墙)前发出一阵欢呼声。那时全国各地的上访大军在北京的大小公园中安营扎寨,胡耀邦成了政坛明星;那时对越战争战端初起,来访的印度副总理愤然中断了访问改变日程回国;那时一个叫魏京生的年轻人据说因泄露军事机密被捕……那是个多事之秋。
        一次我偶然经过西单,无意中看见他正把车支在马路牙子上,然后他钻进看大字报的人群。看来他上下班选择了一条更切近历史进程的路线。
        现在想起来,民主墙前的气氛很像一个农贸市场,不过叫卖的货色不同。从上访者血泪斑斑的控诉到民运人士对国家内政外交的建言,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攻讦。那时人们仍旧穿着千篇一律的蓝衣服,但个性开始显露出来。有一种很独特的蓝混迹其间,中国老百姓无需费力就可以将这蓝辨认出来。这种蓝当时叫“藏蓝”,或干脆叫“警蓝”。这种蓝总是给在场的人群带来恐慌。
        民主墙东侧,电报大楼的钟楼上隔一小时就奏响《东方红》;长安街对面的首都影院、长安戏院和鸿宾楼饭庄的前面依旧人流熙攘(当时《北京日报》曾登出一则采访,一位鸿宾楼的职工气愤地对记者说:我们感到很气愤,他们(指民主墙前的人群)扰乱了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长安街上人流依旧,大多数人忙于上下班,上街购物,养家糊口,甚至来不及向街边发生的事瞥上一眼。“四五”事件才过去没多长时间。
        我跟在他的身后挤进听演说的人群。一个穿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正向听众呼吁思想自由:“……一个人怎么能够禁止另一个人头脑中的思想呢?”他激愤地说,“一个政府又怎么能够用强制的手段去禁止公民思考呢……”人群里有人问他,魏京生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说:“他授人以柄了”。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L君。当时他站在一张凳子上,向“警蓝”发出挑衅。而他讲演的题目现在看起来可以发表在任何一份党报党刊上。那天他的题目是关于引进外资和所有制。每当他提到中国的近邻与世仇日本时,就禁不住提高嗓门。他把战后的日本与中国做了一番危险的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这番比较在当时足以把他送进监狱。后来他果然进了监狱,而引进外资和所有制的改革成为既定国策。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时在这堵墙上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得到了历史的呼应而成为现实,又有多少被时间湮没,仍不失为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而那些发出声音的人的命运,使人不能不回味古希腊悲剧中有关预言家们的主题。
        九五年的一天,我在贵友商场对面遇见L君和他娴静的夫人。他说他将去美国,到美国后他将一边进修一边打工过日子……后来我站在路边,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街头的人流之中……
        
        还是让我继续跟踪那个年轻人,他在我走神的一瞬间已经不见了。我的面前只有一堵墙,墙上的文字在七八、七九年之交料峭的寒风中抖动着,喧嚣着,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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