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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今天》

发布: 2018-3-06 16:58 | 作者: 程奇逢



        1979年1月放寒假我去了北京。一年前,我离开干了九年多的自行车修理铺,考进天津大学力学系。选择力学专业并非自愿,而是与我家庭背景有关。从小时候起,每当别人高谈阔论革命,我就感到自卑,深知自己只是二等公民。报考大学时,我父母明知我的兴趣所在,却坚决反对我报考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科。上了大学,我很快就从数学公式物理习题转向文学名著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的内心自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 
        1978年年底1979年初,自北京到全国涌动着一股暗潮,各种力量在暗中较劲。西单民主墙成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外地人来北京都要先去“瞻仰”。那里人山人海,大字报和各种油印小报贴在灰色砖墙上。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踮着脚,穿过众多脑袋的夹缝,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还用小本把整篇整段抄下来。
        我忽然看到一份名为《今天》的油印刊物,也贴在西单民主墙上,都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我被它强烈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至今都不明白,为了读一份油印刊物,我是怎么在北京寒冷的街头一连站了两个小时的,依稀记得,离开时腰酸背疼手脚冻僵。 
        最令我震动是那些诗篇,署着北岛、芒克、舒婷等人的名字,读时不禁热血沸腾,我立刻得出结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诗。 
        我自幼爱诗,背过唐诗宋词,读过雪莱、拜论、普希金等人的译作,初中就订阅《诗刊》。而眼前这些诗,更深地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那是灵魂深处的躁动、喷发,可感知但不可言传。原来诗是可以这样写的,或许这就是它本来应有的存在方式。我后来也写了些诗,有很深的模仿痕迹,比如在一首组诗中,以“恋”为题仅两行:“山岗上那扇忧伤的玻璃窗/苦苦挽留坚决离去的夕阳”,就是模仿北岛的《太阳城札记》和芒克的《十月的献诗》。我为找到了老师而兴奋不已。
        回到天津,见到老朋友张小海,他是海默的儿子,也喜爱文学。一见面,我迫不及待讲述了在北京民主墙上读到的《今天》。他说:“你想认识北岛吗?我可以介绍你认识。”这简直难以置信。几天后,我怀揣张小海写的纸条又去北京,来到东四14条76号。那时没有电话无法预约,幸运的是,就在那儿遇见了北岛。我没有出示张小海的“介绍信”,因为对《今天》的一片衷情就是最好的介绍信。 
        记不得初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真诚的态度,让我感到他对我的信任。他认真地听我说话,有时问问题,让谈话自然而然继续下去。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友谊持续了30年。2007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做眼睛手术,无人照顾,北岛听说后多次表示要从纽约专程来照顾我。手术前几天他发来电子邮件,标题是“护工报到”。这种友情多让人感动。 
        认识北岛后,我一有空就会去北京。关于76号,己被很多人写过,我只想讲讲我在那儿经历的几件事。 
        76号既是编辑部又是接待站,汇集着各路人马,有常客有初访者,志愿者中还有些漂亮活泼的女孩。我是个局外人,除了北岛、芒克,谁也不认识。而我与芒克始终没能熟起来,与他单独相处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我没话说,又不想走,倒是芒克的女友毛毛给我解围。她漂亮、快乐、爱说爱笑,总是找话跟我聊天,我就跟遇见救星似的。时至今日,我和毛毛都有来往。 
        《今天》头两期,我是在民主墙和76号买的,后来就开始订阅。把钱汇去,邮局会把卷成圆筒状的刊物寄到我家中,从未延误,比现在那些大公司的“售后服务”好多了。像《今天》这样由一帮年青人办的地下刊物,在全国各省市发展到五六百个订户,并按时收征订寄杂志,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压下,简直是奇迹。 
        有一次,大家在76号围坐聊天,七嘴八舌,我坐在角落里旁听。他们谈到最近院里的“小脚侦缉队”加强了监视,让我想起每次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那些中老年妇女斜眼看我时的神情,鬼鬼祟祟的。看来在艺术与强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那是无法消除的,构成人类存在荒谬的部分。 
        那时我正在天大读书,每隔一两个月去趟北京。有一次,北岛对我说:“今天我们正好有作品讨论会,你跟我去吧。”作品讨论会每月定期在赵南家举办。那是四合院中一间很大的客厅,家具不多,显得空荡荡的。前些日子在香港见到赵南,问起他那屋子有多大,他说:“也不大,就20多平米吧。”可按当时的标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了。那天晚上至少来了四五十人,人很多,但很安静。一个人念自己的作品时,大家认真聆听。念完后有人举手发言,说说他的意见,间或有争论,若有人发言过长,北岛就出来说几句,做个小结什么的。看得出来,大家对北岛心悦诚服。那天讨论的几篇都是小说,无论题材和写作方法,与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都大不一样。发言的水平似乎也很高,不时引用一些我从听说过的西方文学理论。我以前只有在小说中得知有文艺沙龙,身历其境,既新鲜又兴奋。
        《今天》诞生在文革结束后的北京不是偶然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过:“文明是在‘压力’、‘苦难’和‘处于不幸地位’的条件下产生的。”他还说:“最有刺激性的挑战应在强度过分和强度不足的中间这一点找到。”在这个意义上,创办《今天》的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谓天时,即从专制到开放的转折时期;地利,即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人和,即人心所向。 
        后来北岛去《新观察》杂志社上班,我常到位于王府井的办公室找他。他放下手中的活儿,离开办公室,就跟我站在附近的大街旁或商场角落聊天。那时没有茶楼,也没有星巴克,但一点儿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 
        有一次,他告诉我公安局勒令《今天》停刊,看我有些担心。他轻松地说:“我们换了名称,叫‘今天文学研究会’,已出了一期内部交流资料,他们没管。” 
        1981年年初,形势越来越紧,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是专门对付民刊的。有一天,北岛在王府井大街上对我说:“公安局最近老找我麻烦。”“但愿没什么大事儿吧?”我问。他像往常那样平静地说:“我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进去。民主墙的很多人都进去了。”我说:“你们办的是纯文学杂志,跟他们不一样吧?”他说:“没什么不一样,我早有准备,芒克他们也有准备。”我顿时无语,望着他,他肩后是熙熙攘攘的提着大包小包购物的人群。一想到他在阴森森的牢房,还有在大墙后面的放风的情景,我不禁浑身发冷。看着他那么平静,我觉得他身上一定有种与我们凡人不一样的东西。 
        1982年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自费去美国留学。出国前我去北京见北岛,告诉他我要出国的消息。他把我送到103路无轨车站,从这里去北京站搭乘回天津的火车。一连来了四五辆,我都没上,站在站牌下继续跟北岛聊天。最后,在他的催促下,我终于登上无轨电车,与他告别。 
        时间之手把镜头摇到七年以后——1988年秋天北岛第一次到美国,在纽约参加了由金斯堡组织的中国诗歌节。我们终于在纽约重逢。1990年《今天》在海外复刊。复刊后的《今天》与老《今天》很不一样,我不仅依然是忠实的读者,甚至还参与了《今天》的发行工作。 
        二千多年前,就有人把历史比喻成一条河流,来自遥远的地方,不断有溪流汇入,蜿蜒跌宕,奔向大海。这个隐喻的指向的是,历史总是形成某些“中心”,聚集能量准备喷发,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场”,让周围的“磁针”指向它。《今天》就是这样的“中心”,让人时时刻刻感到那“场”的吸引,并因此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方向。我一直处在《今天》的边缘,自结识《今天》那天起,我感到在我生命的苍穹中,一些碎片在有韵律地舞动,感到我心灵的磁针受到“场”的吸引,时时刻刻,直到今天。
        
        选自《今天》2009年春季号
        《今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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