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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告别的纪念

发布: 2018-3-07 10:50 | 作者: 一平



        一凡是个简单的人,但处于这样的时代,便成为复杂的现象,而一凡又是个圣洁的人。清明又到了,我不禁想到一凡那巨大的额头,他那淡淡的善意的微笑。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浸润青草和天空。
        我认识一凡较晚,大约是八〇年,我去青岛,一位朋友托我去找他,带些资料。那时一凡在收集民刊,西单民主墙也改了地方,风声正紧。我的朋友说:“一凡是个职业革命家。”其实不然。
        前拐棒胡同11号——文改会宿舍,是个层层叠叠的大杂院,我绕了几绕才找到他。我记得是从后门进的。他的父母住前屋,他住后面的一间小屋,很小、很乱,各样杂物和书籍材料占了多半的空间。天热,他正忙,桌上一台自制的小电扇的三扇页片呜呜地转。一凡的胸很宽,向外凸,那是长坐的结果,一般腿不能活动的人大多如此。他的头巨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头颅。他的记忆惊人,我想这和他的脑容量有关。他的额头很宽、很亮,他生命的光彩都显现于他的额头上。他的嘴向里凜,说话的声音很细。头一次见面,他说话不多,又有人出进,我匆匆地说了我的来意,他坐在椅子倾着身子,给我翻找柜子里的材料,我发现他的胳膊、手很有劲儿。他找出我要的资料,放进口袋里,封好,写上字。他是一个做事仔细的人。走的时候,他没有挽留,向我微笑地点头,那微笑是诚挚的。
        我再去看他时已是那年的秋天了。我请他看我的一些文章,我也从他那借书,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复印本)。《今天》停刊后,他们发行的“文学交流资料”也是从那里得到的。那时他从他那间小屋搬到外院的一间房子,一间不错的房子,很深,但光线不好。我去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靠窗的一张小书桌前静静地干自己的事情,去的人少了,我们有机会闲谈。
        一凡没有工作,他一直靠给商务印书馆校对书籍维生。《新华字典》、《新华词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一凡是那种智力天才,他四、五岁阅读,十岁开始涉猎古典名著,十三岁已有一本自己的书出版。五十年代中国最大的一部儿童文学丛书是他编辑的,他为此而累病。我很遗憾,一凡在文化上没有更多的成就,一凡生活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而他又自愿地将自己献身于社会和他人。如果换个时代,他或许是一位文化巨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间光线暗淡的室内摞在地上的一堆俄文版的百科全书。
        一凡的父亲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可以说他出身于一个革命的文化家庭吧。革命与文化便构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凡两岁的时候摔伤了,保姆不敢告诉他父母,于是得了骨结核,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他识字读书是从病床上开始的,以后病好了,去了解放区,他在解放区小学参加劳动,可能是盖房子,累坏了,又犯了病,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又躺了许多年,他成了残疾人。
        八一年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红极一时。而这部小说最初是由一凡帮助印成油印本在地下流传的,每册售价一元二角。八〇年冬,我到一凡那里去,他正忙于这本书的装订,单人床几乎被摞起来的油印纸页占满。我替他发愁,这么多活何时能干完。我带回去了一部分代他装订,大约二十本。次年春,他约了几位朋友及作者在他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不久以后这部小说公开出版了。我看了一下,有不少改动。后来听说作者对一凡有些不满,大约是一凡耽误了小说的出版时间,我唯替一凡苦笑。从六十年代末,一凡就是北京地下文坛的一个中心。不少人到他那借书,聊天,传阅作品。对于一些人,一凡是他们的文化启蒙者,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生活。一凡又是个收藏家,他几乎保有全部的红卫兵小报,还收集知青信件、地下文学、思想文抄。为此,一凡七五年被捕人狱,罪名是传播反动文化,安全部门怀疑他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第四国际的成员。他拄着双拐坐了两年牢,七六年以后才被释放。一凡关在牢里还给人讲《资本论》。他死后,我见到了一份公安局查抄的清单。其中有北岛《陌生的海滩》,好像还有郭路生和芒克的作品。一凡出狱后,继续做他的事情。七八年办《今天》,一凡是其重要成员(一凡提供了不少他收集的稿件,有些连作者本人都遗失了)。我不知道一凡为《今天》做的具体工作,他没有说过。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有数吨之多。七九年报纸为遇罗克翻案,北京各大图书馆找不到《出身论》,最后是一凡为《光明日报》提供了这篇文章。一凡曾对我说过,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他将把这些资料全部赠送给他。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资料没能留下来。一凡死后,这批资料被家中的佣人作为废纸卖掉了,朋友赶去时已所剩无几。我至今无法平复对之的悲哀与遗憾。
        八一年以后,社会上发生的事多了,去一凡那的人渐渐少了。一凡似乎很寂寞。那时我工作在郊区,每天要在朝阳菜市场门口上下班车。从那到一凡的家只要七八分钟。有时我没事便顺路去看他。实际上一凡是个天真的人,他始终具有孩子的心。他对新鲜的事情永远怀有热情与兴趣,甚至幼稚。这实际上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灵,可惜他没走这条路。兴红茶菌的时候,他的屋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罐,阳光照着那些不红不黄的浮物,像悬浮的海蜇。我想他倒未必真信,只是那是未知、神秘、存在新的可能的事情抓住他。他颇有兴致地谈及五十年代有人向国家献上了一副配方,可使人长久不吃饭。他说得很诚挚,我有些动心。一凡他告诉我,他发明了一种新的阅读方法,一只眼看另一只眼休息,然后调换过来,这样可以延长阅读时间。一凡办誊印社时,发明一种新的字盘排列法,大约用了他几个月的时间。我至今还记得暗淡的灯下,他手下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他告诉我,这种编排打字效率可以提高不少。一凡曾在文改会帮忙,他研究过汉字,写过文章。他构想过新的汉字系统,他谈及此话题的时候,我又惊讶又兴奋。可惜没有落成文字,再不会有人知道那套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我不能称赞一凡的文学鉴赏力,但对于文字他的确是个天才。那巨大的颅骨,惊人的记忆,加上他的幻想和献身的勤奋,他会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语言学专家。一凡小时候,幻想自己变成一只蚂蚁到蚂蚁国去旅行。的确,一凡是那种远离世事,在神秘的王国漫游的人。可惜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均被权力霸占、判决,所有的出口、道路都被截断,于是一凡便误把这一世界当作那一世界。
        一凡是圣徒。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当过团支部书记,当过红卫兵,他也坐过牢,收集地下文学,以后他又去做生意……但他不是思想家,不是政客,不是革命者,不是商人,最主要的他不是立足于现实生存的人。一凡的朋友很多,有文人、共产党人、待业青年,甚至他家的保姆……各种人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尊重。有时我甚至想,一凡身上是否蕴涵着一种新的宗教精神——超越各宗教之间隔阂的至善、至诚、至爱?我的经验不允许我有过多的幻想。但人类的现实又的确需要共同理想的照耀。一凡帮助过许多人。我的第一本小册子——五首诗,是一凡帮我油印的。八六年我的一个朋友去日本,他的诗集也是我托一凡帮助油印的。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至今为此感到内疚。一凡不会拒绝他人,以至他的热心往往超其所能。而人性对他人的侵占又往往没有节制。于是我又不能赞同一凡的至善。我不曾知道一凡对他人有所索求,也不知道他对他人有所怨恨和憎恶。他坐过牢,但他并没有憎恨社会甚至制度,我是说一凡没有“憎恨”本身。利益、制度、意识,已为他的爱、善和理想所覆盖。在这个社会时尚中,一凡近乎一个奇迹,仿佛人性中那些被摒弃和丧失的品质都汇集到他的身上。很长的时间,我避免使用“爱”、“善”、“高尚”、“道德”这些词汇,因为它们或为权力或为庸俗所霸占所玷污,今天我把这些词汇交还给一凡,以洗涤并恢复其本来意义。
        八二年,一凡始办誊印社。家人朋友再三劝阻,但一凡的固执是没人能说动的。他不是一个屈从的人。他终于做了,一个人,残着双腿,从几十元钱开始。那时我帮他找过打字员,也帮他联系过一点活计。开始很清冷,我们还有机会说话。一凡精力过人,一天只需要很少的睡眠。他说到他未来的设想,眼睛平静又明亮。他一开始就有乌托邦理想,他希望印刷朋友的集子,以后出版那些不能出版的书籍。虽然我劝过他,但我没想到以后的悲剧。这是一凡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一凡的生意渐渐多了,手下也有了人马,摊子也大了。但是我再去,就没闲暇说话了,加上我的住处和单位也迁了地方,我很少再去。偶尔从朋友那里听到些一凡的消息。他的誊印社变成了“三月”公司,摊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意图,什么生意都做,且借了贷款。我感到茫然,这不是好事情,不是一凡这样简单的人能承担的。我再去看他时,他的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疯疯癫癫整天跟一凡捣乱的老太太,已经不在了。他的旧处也拆了,盖了楼,他和父亲迁进了四居室。但是他的新居完全地变成了公司。我见到他。他托着巨大的头,很疲倦,眼睛没有以往的亮光。我们几乎没有说话,电话铃和人嗡嗡地纠缠,像是射击。我们像陌生人,我只从一凡那熟悉的点头示意中知道他的诚意。我有些不安,不知道是不是打扰他,增添他的负担。一凡完全地陷在混乱的袭击与缠绕中,被其所支配,他没有日夜,睡得极少。我对小英子——那时她在帮一凡做事——说:“这样不行,一凡会累死。”她说:“公司正想办法保护一凡。”我们说的都是空话。以后,小英子来找我,一凡出资给这些地下诗人出版诗集,她有一个十几个人的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记得有芒克、多多、黑大春……英子且已征到一批稿子。我了解一凡的热情和诚意,但我不太相信这事会有结果。小英子奔忙了许久,终于没了消息。我又看过一凡几次,情况都差不多。只有一次,我们得机会闲谈了一会。他说他不像过去那么忙了,休息得也多了。他似乎满意公司的发展。一凡又说到未来的设想,建一个乌托邦村,有企业,有科研机构,有作家、艺术家,他们可以自由地创作……一凡的眼睛又闪出昔日的光彩。一凡,一个伟大的幻想家。今天当我回想起他的幻想,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危险,它对一凡索要的代价。这是我和一凡最后一次闲谈。离我听到他的死讯,大约不到两年。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手下的人不断坑骗他,公司欠了巨债,债主们不断逼债,他毫无办法,最后已经麻木。听说一凡发病的时候七窍出血,七天就结束了生命。他死后,他身边的人分抢他的东西。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三月”公司某人,贪污六十多万,到法院自首。一凡永远也不会理解人性的残忍、卑劣与污秽。他是供奉圣殿的人,他把圣殿的礼仪带到了洞穴。
        有时我经过朝内小街,望到那条南拐的胡同,异常苍凉。我想那处住所该冷落了,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不知是否还在。一凡一生没有女人,他唯一的弟弟在国外,一凡没有财物没有积蓄,他唯一所有——那一批珍贵的“文革”资料,也化为纸浆,他的理想、善良、温暖、光明,也随他一起去了。这是一个不需要品质、道德、良心、理想的时代,他是它们最后的墓地。我不对社会寄予希望,我明白恶魔之后是流氓时代。我不怨恨,这是铁的历史。我想到一凡,也想到迪伦马特的剧本《贵妇还乡》,人类的秩序和道德不是由文明所建造,它是娼妓、残杀、掠夺之后的结果。我不赞同一凡,但我有时在悲哀中仰起头,在模糊的天空中望到那闪耀的太阳,便会想到一凡,一凡的神情,一凡的温暖,一凡的微笑,于是我感到一丝安慰和平静。
        我写这些文字,原希望轻松,但没想到却更加茫然,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大雪。
        
        一九九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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