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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槐——悼郿英

发布: 2018-3-07 10:55 | 作者: 一平



        我的窗前,停车场茵茵的斜坡上有几株槐树。五月槐花开了,清新素洁,使我的眼前一片清明。串串低垂的槐花,谦朴静寂、阵阵的芳香带着淡淡的苦味……叽,这是来自大地的花事,大地的洁净。当然,这是欧洲的槐树,不像中国的槐树那么浓郁深茂。于是,我想到故乡,想到故乡的槐树,更想到郿英。郿英逝世前有个遗愿:在他的墓地栽一棵国槐。
        国槐,深厚而辽阔的名字。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只有那里才有真正的槐树。多少岁月,它默默看守着大地,像兄长,像一支古老的歌。贫穷、艰困、苦难,它领受着大地的命运,与之休戚与共。我亦喜爱银杏,它高贵美丽,仿佛来自天界佛光,那是庙堂之树,珍稀之至,对它只能仰目敬崇。但是槐树更朴实亲切,它在你的屋前院中,陪伴你的生活,无论是暂短的欢乐,还是漫漫艰辛的泪水,它的浓阴像祖母宽厚的手掌。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比中国更为不幸、坚韧的民族;不知道大地还有没有如槐树立于贫陋而如此高茁浓茂的树木。国槐,中国的槐树。它是苦涩的,吸满大地的苦难,但它的花束依然素洁芳香,在春天,在五月,辉映那明澈的阳光。我有过多次漫游在中国,北方的经历,行走吧,有槐树便有村庄,有炊烟,便有你留宿的地方。
        郿英热爱槐树。他朴素的遗愿代表了他的一生。是的,郿英是一棵中国北方的槐树,也是我心灵中的一棵直立大地的槐树。只是它已没有冬天——即使是冬天,它也依然坚实、苍劲、茂盛。
        两年前,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忽然接到刘自立的信,告诉我郿英已经过世。整整一个上午,我面东无语,一片茫然。没有泪水,泪水在寂夜不眠中才热热地淌出。九三年九月,他去世的前半年多,我回国时还去医院看过他。他躺在病床上,吃力地坐起来,显出苦涩的笑意。他是尊严、自持的人,似乎不愿这样无奈地见到朋友。他虽然虚弱平缓,仍带着那对友人一向的善意和友情。他仍不能饮食,伤口也仍不愈合,双脚浮肿。我不忍心看到他这样。我们尽量谈些别人,避免内心的伤感。他的病,我大约只说了一句:你胖了。他苦笑着说是虚胖,高营养液催的。我坐的时间不长,我们的会面温暖、平静。以后,我回想那次最后的相见:他的目光已不那么深邃、坚毅,而变得异常温和,仿佛对一切都充满留恋和爱意。他无力的手也异常柔软。其时,他的生命正渐渐离去。只是当时,我没有深想——是不愿吧。很后悔没多陪陪他。他的结局,朋友们早即清楚,可是谁也不愿在心中证实。我暗想,他还会拖上几年,或许还有恢复一点的可能,下次回来还能再见到他。我绝未想到那已是永别。
        之后,我一直想写几个字纪念他,或说舒散一下我的悲哀。但每每是话哽于咽,不知所言。零乱的纸面只留下几段残章和一个题目:“风萧萧兮易水”。的确,言语如何能表述一个永逝的生命?而郿英又是那么坚实、深厚、完善。语言于生命太简陋了。
        去年夏末又回去,徐晓读了她纪念郿英的文章《永远的五月》,我还是感动了,坐在她家,望着墙上郿英那幅放大的遗像,泪水忍了几忍又隐了回去。尽管郿英在时,他和徐晓时有不快。但他还是幸运,他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和一份伟大的爱情。徐晓为他所做的超乎想象,可以说是非凡了。而郿英也称得起这个女人和爱。是的,像悲伤的心终于淌出了泪水,有些轻松。我可以不写什么了,时间的碑石已经刻有了对他永久的纪念。
        我没想到我又离开了中国——我本想在故乡谋个教职平静生活,也没想到我在异乡的窗前又看到了五月的槐树。清晨、午日、夜下,那素洁的槐花,和着阳光月色阵阵吹进我的窗棂、心灵,湿润而清香。我不能不想到故乡,想到郿英,我的心像一只盈水的杯子悬在空中。
        我认识郿英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可谓相识恨晚。九〇年四月五日,恰是清明。那夜在东四一家酒楼有个生日晚会,说是“欢聚”,可大家多另有心意。晓青把我介绍给郿英,结识郿英我很高兴,他的心情也很好。马大在唱歌,我们一起慢慢地喝酒。深色的桌台映着暗淡的烛光,浅黄的白葡萄酒在晶莹的高脚杯中轻轻晃动,他说他有新居,家里有地方了,约我和几个朋友到他那儿好好聚聚。以后我知道,他并不喜欢这样热闹的大场面,更愿几个好友在家中的小聚。由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迁人两居室的新居,他最大的快乐是可以招待朋友。
        我早已知道郿英,过去也曾见过几面,但这次我们才算相识。
        郿英参加了一些事情,但他确不是政治性的人。他淡泊自持,厌恶权力与势力。他的参加是出于他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对人的尊重,要求公正、人与人的平等、友善和自由。他是个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经过那样的年代,目睹那些暴虐的事情,而他又正直、诚恳,见义勇为,因此在不义和专横中他的参加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是“见坏即上”吧。他是自尊自重的人,能为之承负任何后果,却无个人所图。他个人只需要一份简朴的生活,和朋友的友情。他一生如此。事情很奇怪,他不是政治的人,却参与了;而许多该参与的人却又躲开了。后几年,文人们讥讽政治,实不是清高,而多是怯懦而萎缩,也就是见坏作鸟兽散。要说清高,郿英是很清高自持的人。
        前几日。黄昏,漫步静寂的街上,迎面走过一位中年妇女,她抱着一掬清新的槐花。大概是刚刚由林中回来吧,她的脚步很有生气,神情舒朗,褐色的头发,绸巾松散地披在肩上。夕光晃晃闪动。她胸前的槐花素白温馨,亮绿的槐叶像孩子圆润的语言。我望着她,目送了她很远……她不会知道东方的槐树吧?不会知道一个中国人对槐花的另一番情感和深意。
        是的,我在异乡常常想念郿英。他那漠然自持的样子,深远的目光,那副深色的眼镜和他的性格,平朴而深重。他是北方人的骨架,如果不是疾病他会很强壮。但他清瘦,更显出他性格的坚实与强毅——骨骼感。他的病在腹部,一只手常常按在那里,但他坐在那儿,背总是很直。他清贫、朴素,但衣着一向整洁。他是细致的人。会让人想到中国三十年代那种正直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了)。
        郿英喜爱音乐和文学——这是他参加《今天》的原因。虽然他身边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文学家,但他却没有写作。按说他是应该写的,我还就此和一个朋友谈过。他的孤寂,自少的病疾、体质,都使他内心趋向丰富,而他又敏锐善思,有个性,对生活观察细致,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又热爱文学,应该是个好作家。如果在三十年代,也许他就是了吧。但是他没写。以后,我对之似乎有所理解。他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他的审美精致而要求完美。这在他生活的细节中可以看到(徐晓已经有所记述)。如果说郿英有缺点,那么要求完美就是他的缺点。郿英是六六届老高三生,他比下面的一拨自然要多些学识,因此他也就知道自己的欠缺。中国人文文化毕竟已经中断了三十年。做不好的事情,他宁可不做。而他又没有功名之念。于是他在《今天》便承负起事务的责任,以助那些更有才华的人。这是他参与文学的方式吧。
        郿英的命不算好。他活了四十八年,中国这半个世纪的事他都赶上了。当然,这是中国的命运,但就个人说,他十几岁被诊断为癌(九一年对病历标本重新化验,才知道是误诊),做了手术,电疗烧坏了内腹,且留下一处永不愈合的伤口。病痛陪伴了他的一生。由于身体,他没有下乡,在一不大的工厂做工人,职员,一直到过世。徐晓的文章说,他曾有过一次不幸的爱情和一次自杀。郿英的一生是苦涩的,中国大地与槐树的苦涩。但是他却从不抱怨,他不喜欢自哀自怜。他立于自己的命运、处境,将其尽可能地安排好,且而他热爱生活。他不是琐碎的人,但却生活得具体,不空想。他的想象不是述著于文字,而是于生活中付之以行(这也是他不写作的原因吧)。在那样残酷、艰困的境况中,他不是放弃“人”,而是具体地实行“人”,这是他不同于众,是他最可贵之处。他的同情心,人道精神,对“人”尊严的敬重,贯穿他生活的细处。郿英很强毅,不屈从任何势力。早在中学他在人大附中,就对抗那些官宦子弟,因为他们歧视别人。八十年代后,一个早期的朋友,经商而发迹,便转身嘲笑一位旧友为小人物。郿英鄙其“小人得志”。郿英的病几乎每年都发,最后一次,肠溃疡生生穿透腹部。四年,两次大手术,伤口不合,躺在病床上,不能饮食,以输液维生。其痛苦非常人能忍受。郿英并不惧死亡,对死他早已深思熟虑。病初发时,几家医院说他是癌复发。他镇静、从容,没有一丝慌张。他想到了自己的结局——他讲了他的遗愿,但仍顽强地坚持到最后。他热爱生活。一位院长说:他行医四十多年,没见到这样顽强的病人(后面还有一句:也没见过这样顽强的家属)。郿英的生命是突然中断的,身边没有人,也没留下遗言。我想郿英的死是平静从容的,他的死是他“人”的最后完成。大地一株坚实、苍劲的槐树在旷野无人之际默然倒下。
        郿英很侠义,他宽友,厚友,亦知友。他帮助过很多人。朋友中,有他便有重量、有重心。这由于他的厚意,也由于他的力量和品质。我敬佩郿英对朋友的相知,他也是这样的人。人的一生有这样的朋友多么幸运。
        在两种文明的撞击中,失败的一方常常是将两种文化坏的一面汇为一流,从而加速它的灭亡。因为坏的总是容易的,适于人的劣性与惰性。在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人们对此很熟悉。但也有很少的人,他们则是汲取两种文明的长处。我看鲁迅记柔石: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他都无可指责(大意)。郿英正是这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个人的独立、持守信念和牺牲精神是来于西方的。而他的侠义、宽厚、忍让、责任感、简朴及淡漠名利则是中国的传统。他做“人”近乎完善。好的,大约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他的承受也就过重。郿英死于疾病,倘或无病,他的命运就会好吗?像他这样充满理想、正直、侠义感的人不会有好的结果。当然,“人”是不能用“结果”来判断的。
        史铁生在郿英的悼词中最后说:“在天在地,我们永不相忘。”我们不是郿英很近的朋友,不能这样说。但于我,郿英是永在心中的。他告诉我,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拥有什么,也不在于他人的评价和判断,也就是人的意义不在自身之处。人生活、存在,他的意义就是由人而完成“人”,而这是一个个人具体的生活的过程。人的命运、处境各不相同,但能承负它,在承负中做到这一个“人”字,这就是他的尊严与意义了。
        在异域,在辽阔的孤独中,郿英使我感到温暖、坚实,我心灵的田野展开中国北方的大地,苍劲的槐树郁郁苍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为郿英,为这样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这个世界不缺少声名、胜利,甚至不缺少才华和才智,但是越来越缺少“人”的品质,人的重量不断丧失。
        郿英去世后,我曾和人谈到郿英的人格力量,受到讥讽,因为于现代“人格”已为过时。但我不明白,一个中国人没有上帝、教堂,而社会的秩序和礼仪又已崩溃,那么如果他也没有“人”的信念与原则,他将如何站立?当然,可以趴下。事情正是这样。这才是中国民族真正的悲哀。
        这篇文章写的时候还是春天,当我把它续完时已经过了盛夏。窗前的槐树更浓郁,融人身后的杨树、橡树、枫树……那绿荫荫的一片,晴空下沉寂而旺盛,展坦大地无穷的生机。
        我想到郿英,想到徐晓和娃娃。郿英很喜欢娃娃,说娃娃像他,沉静、自持、漠然外物。但我以为娃娃比他平和,没有他的固执,那是幸福的性格。我原想今年清明,和徐晓,几个朋友一起去给郿英扫墓,也找一处静恬的山野给他栽一棵槐树。但春天刚到,我又突然离走,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我不知道槐树栽了没有,徐晓母子生活如何。说来悲哀,郿英一生简朴,死后只有一个遗愿:在他的墓地栽一株国槐。但这已是无能实现的奢望了,中国辽阔的大地已匀不出寸方之土给他的墓地栽一棵槐树了。
        “风萧萧兮易水”,我省去了“寒”字,因为郿英不喜欢悲凉。此界,彼界。世上倘真有魂灵,郿英魂灵也不必游荡,它像一棵屹于大地的槐树,苍然于命运,看守故土。辽阔的孤寂,它默然,坚毅,翘望亲人和相近的朋友。那些苦难、不幸,通过它坚实的躯干化为素洁的花束,即使是在异域也可以嗅到它永久的淡淡的芳香。
        
        一九九六年五至八月于罗兹,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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