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穿越世界的旅行

发布: 2018-3-07 11:00 | 作者: 徐晓



        十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晓青说,是真的。六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八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十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儿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形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魄,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有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儿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儿世俗?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已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一生追求的太多得到的却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种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家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与摄影沾边,就是八十年代与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门第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两位结义的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经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写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一九七三年,他在工厂无意间说到毛泽东,“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逻辑推理,就如同说“人都会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死”一样,说的是最简单的常识,或说是最精辟的真理,大约都不会错。可是,在当年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不知道刘羽那时是真的看出了什么,还是想卖弄一下他懂点儿逻辑学,总之,他为此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与聂绀弩关在了一起。从章诒和的文章得知,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临汾,我不清楚刘羽当年案情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判了刑,否则何以就关在了山西。
        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儿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重病病房)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还是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一九九○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创办《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因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原载《今天》2004年秋季号 总66期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