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无名年代

发布: 2011-9-29 21:06 | 作者: 马可鲁



    马可鲁,1954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随父移居北京。文革时期曾下乡插队,马可鲁是七、八十年代“无名画会”的重要成员。1974年起参与各类非官方画展,其中包括《十一人地下画展》(1974),无名画会第一、二届公开展(1979、1981),北海画舫斋、《涂画展览会10人画展》(1985),朝阳剧场(被禁)、《七人画展》(1985,外交公寓)等。
    1988年马可鲁赴欧旅行,同年底定居纽约,在美学习、工作期间,多次举办画展,曾受邀在多座大学讲座。2006年返回北京定居并设立工作室。撰写艺术文章并多次策划展览。
        我这里叙述的是三十年前的一些人与事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地下艺术和它生存与成长的环境。其间,“无名画会”是我生命与情感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每每想起那个时代,似乎依然离得太近,因为柔情与苦恼依然存在。不记得是谁曾说过:“在一生的薄暮时分,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光线是不断变化的,对所见事物的理解也不断变化着的。”我始终无法用轻松惬意的口吻谈论过去的那个年代,玩世主义、调侃的姿态也只有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可以做到。
        史习习
        我苦苦追索过去,却发现已开始失忆,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起在什么场合与史习习相识相遇,大约是1972年年初。而去年他英年早逝,年仅51岁。习习没有敌人,只有朋友。我想不出任何人对他的非议。我和习习的相识早于认识“无名画会”的任何人。他热爱速写,速写本永远随身携带。速写画得如同它的主人,清秀隽永。当年我们常在一起朗读普希金、拜伦的诗,朗读艾略特的《荒原》。一起读《约翰?克里斯多夫》,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在路上》。共同膜拜尼采。我们常通宵喝酒。1976年夏天,我一度住到他那文化部的宿舍楼,在一起度过日日夜夜。十几平米的屋子常常挤满人,青烟缭绕。浓浓的烟草味弥漫。听“披头士”和鲍勃·迪伦,两把吉它每天都敲敲打打,喉咙低哑地吟唱《魂断蓝桥》中那感伤怀旧的旋律。
        安份羞涩的习习充满幻想,他幻想着犹如《在路上》里的主人翁,驾驶着一辆白色的大卡迪拉克,屁股门儿上胯着两把枪横穿美国,驰骋在西部的荒漠。他谈吐像老狄恩那样举止分明的牛仔。早晨醒来站立床头作手扶战刀状,自称是拿破仑。
        习习也是忧郁的,他热爱马尔凯及马尔凯笔下灰色的巴黎,以至于我们常常整段背诵《人?岁月?生活》中描写马尔凯的段落。当然还有书中描写的莫迪戈里阿尼、苏金……
        张伟
        罗丹曾说:“一个人是在博物馆里学习绘画的,……一个人应该画他自己时代的图画,然而他是在博物馆里得到这种绘画情感的,这种情感仅在大自然中是无法得到的。”罗丹说对了一半,那是对法兰西画家。而我们确确实实是从大自然获得了对绘画的情感。
        1972年冬季的一场雪,我写生午门,正午的积雪被湿冷的空气中的阳光照射,开始融化。我合上画箱,身边一个瘦高、皮肤黝黑的卷发年青人有礼貌地问我是否能看看画儿。我注意到他右手提画箱,穿了一件黑色的长长的棉猴。我们相互交换看了画儿。他画面用的是灰调子,笔法很帅地勾画出了积雪中正阳门外树木。而我的画儿很小,但笔触很大,画里最得意处是阳光下的红墙黄瓦与阴影部分的对比,尤其是阴影中呈蓝紫色的积雪。我们走了一下午的路,谈的都是绘画。
        我敬重张伟。他是优雅的绅士和彻底的唯美主义者。第一届“无名画会展”时,他的油画《装卸工》引来争议。灰暗的画面,疲惫的工人,那是唯一的一次。但我始终相信当年装卸工的张伟的优雅,决不输给日后游荡在纽约东村的那个幽灵。
        我欣赏他早年的写生,或明亮或迷蒙,非常简洁。八十年代后的抽象画,挥洒泼溅、简之又简。张伟也是疯狂的,1972年一个雨天,我俩儿酒后抓狂,一同在北京饭店后的霞光街冒雨写生。我的画面抑郁阴冷,他口中胡言乱语喋谍不休,将电车画成红色,挂在天上。
        杨雨树
        赵文量的小屋早已被画儿堆得满满当当,但终日人来人往,无数激烈的夜晚辩论,使这里成为信念确立的场所。昨日的毕加索被徐青藤打倒,今天无辜的塞尚又被拉下神坛,明天又和八大、石涛一起被重新供奉起来,最后总能握手言和。杨雨树最为言辞激烈,席间被他打倒的大师最多,但最后又谦然一笑,放人一马。近乎武断的他常在讨论中一针见血、不留余地,使其他人不由噤声。
        他的激烈是性情使然、也是社会使然。他极端犯上、蔑视权威、愤世嫉俗、崇尚不接驾的八大。我还记得他高声朗读:“库尔贝说得对:我反对国家干涉艺术,我是个自由的艺术家!”
        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文学、政治与哲学。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索尔仁尼琴。讨论费尔巴哈的《神学论》以对中世纪罗马教会僧侣阶层的特权本质,了解神权政治的谎言与罪恶。整个七八十年代,在这个群体中,好像没有人在意或理会历届的官方全国美展,似乎从未提起。
        杨雨树的绘画是华丽的、温暖的,也常常是温情的,常常使我想起古希腊雕塑那些残存的男子肢体。我诧异于那坚硬石头的质地,似乎竟带有体温。而他作品中的鼓楼与那些风沙下的北京胡同,则诉说着另外的隐秘与苦痛,我能体会到,却说不出来。
        我以前从未在杨雨树的作品中看到如此压抑的气氛,我感觉到画中的愤懑。两幅“墙”的的创作日期均为我离开北京的第二年,那年我也愤怒不已。想起一位朋友讲的一个故事:那年六月一个血色清晨,一位从广场撤退的抗争者,一路惊魂未定走到东华门,从护城河的方向边忽然传来一声京剧高亢拖腔。这位青年从悲情中猛然清醒,原来这座古城几百年的血雨腥风从不曾改变城里人的从容。杨雨树画墙、画宫阙、画寺庙、画北山中的陵寝、画寺庙前枝桠磐结的古树。
        他是个本质上的温情主义者。我记得他喜欢《大路之歌》:“我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路上,我健康,我自由,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那年他三十出头,身材魁梧,或白色或湖蓝套头衫,牛仔裤,腰板挺到直直。他景仰周亚夫、霍去病、石涛、八大、金农,近代的黄秋园与刘海粟,推崇凡高和塞尚,却说了不少毕加索的坏话。
        韦海、郑子燕
        子燕和习习、包乐安同住文化部宿舍。她曾讲起少时如何同男孩子一起爬墙上树,如何捱过那艰难的岁月,父母被斗,而后父亲辞世,母亲被关牛棚,她又如何为母亲送饭,同时还要照顾弟妹,如何胆怯地白天躲在家中看书、夜间受饥饿驱使到菜站偷菜果腹。
        我对她素来满怀尊敬,她性情温和,大度而爽快。我至今不曾问过她关于她的父亲郑也夫,只知道他是当年鲁迅的学生中那十一个青年版画家之一。我见过他们那些具有强烈社会倾向、如柯勒惠支版画中那反映劳工阶层与社会不公,及对市井平民的困顿生活充满同情心的木刻。
        子燕爱笑,说话很少高声,在她经历了一切结识了这帮朋友后,才落足在了友情与快乐之中。我们整日间谈书作画,她的画朴实无华,不娇嗔,不唯美。画面常见一条船,一颗树,一片水。孤独而静美。
        北京的冬天很冷,我和子燕在车辆穿流的清晨画街道,在纷飞的大雪中画玉渊潭湖畔的柳树。手指冻得拿不住画笔。有一次,我们被一个小男孩唤去烤火,那孩子捡了些树枝,然后堆起点燃————我们俩都很感动。
        1976年初,韦海帮我修复了一张用过的火车票,我带上全部的几十元积蓄,心中忐忑不安——渴望见到离别十六年的上海,还有十六年未谋面的生母、两个哥哥和弟弟妹妹。到了上海已经深夜,我径自靠着儿时的记忆,叩开了十六年前那扇家门……
        不久,韦海和子燕同样靠修复的旧车票来到上海。那晚母亲煮汤年糕招待了他们。那次旅行中韦海和子燕恋爱了。张伟不久也来到上海,但禁不住对李珊的思念,第三天便折返北京,车到济南被查出无票,又没钱,下车后竟沿铁路走了很久,最后匪夷所思地回到北京。
        韦海、子燕和我则继续南行。我们从来都是趁着夜幕溜上车,半夜或凌晨下车沿着铁路溜到站外。
        我和二哥、邻居阿第、韦海和子燕去了杭州、苏州、无锡,一路正值江南早春,西湖畔枝条已绿。我和韦海子燕借宿在杭州美院宿舍子燕的亲戚家。终日徜徉在断桥、苏堤、白堤、西冷印社、林隐、虎跑、九溪十八涧及龙井村山后。我们还去了苏州半塔。梅园正值花季,阳光中满园是硕大团的白梅花。我们也在无锡的小街小巷穿行,在太湖边上作画。南方湿冷的气候把我的手冻得像胡萝卜。
        一路自上海回京,又去了南京,这次住在张伟的阿姨家中。拜竭了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灵谷寺。我们去了泰山,三人努力爬山,路遇五位老妇人,结伴登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无论如何努力,每当我们歇息时,五位老人总是能神态安然赶上并超过我们。她们小脚、裹足、包头、不语、不喘,遇到山上人家,她们便叩开柴霏,以火柴施舍,让我们甚为感动。待我们到了山上,听说几位老人天黑前就已经到了山顶。
        韦海骄傲而帅气,脸部线条厚实好看。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认识。进入学校不久,我便常看到他那一举一止的潇洒,很羡慕他和其它几个高年级的垄断着学校墙上那巨幅油画的制作。认识他后,常听他讲,造型、造型永远是最重要的。你的型不准!我们一起画素描,一起画油画。他的家在北京画院宿舍,出身世家。我常看到他眼中的轻蔑,而他造型真的比我准。
        韦海的声音好听,记得他练了好一阵子美声唱法。他的老师是杨洪基,从他那儿我明白了杨洪基和沈湘唱法的区别。我常常起哄,和他一起在故宫的筒子河边练声,他轻吼一声,雄厚的共鸣声便从对岸的城墙打回来。但他的缺憾在于音乐处理,他从未完整地唱过一首歌。
        东煤场5号
        在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些日日相聚的去处,简直太奢侈了。每一个地方不过十几平方米,然而最小的地方,是赵文量的东煤场五号。满屋子的画儿,一张大木床,两个凳子,到冬天,一安装炉子就没地方了。近二十年间,那里人来人往、不计其数。大家常常在屋里、门口,或坐或站,渴了喝口水,饿了下碗面,又继续清谈。常常到了半夜,还是会有刚来的人。早晨尿盆还没倒,便常常又有访客敲门。那时没有电话,也不兴事先约定。
        聚会常常是马拉松式的,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从绘画技巧到理论。偏激的观点常会使争论激烈,甚至到气氛紧张的地步。大家也常在一起读书,这时气氛最好——杨雨树手执书本、引经据典;赵文量则开始画画,他画得随意极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震了,我被家人连拉带拖地从睡梦中拽到院子中央,那里已站着许多惊恐的人们。随之而来声音越来越可怕,仿佛世界末日。待平静下来,很久没有人敢回到屋里。挨到清晨,又是一阵强烈的余震。我不由地想起赵文量的小屋,心里不安起来。我执意要去赵文量处看看,家人不放心,劝我等等。天刚亮,我向赵文量的家里赶去,从我家步行十五分钟,并不远。好几个画友已先我而至,随后又有更多的画友赶到。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这一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煤场5号的小屋聚集过的年青人不计其数。属于“无名画会”的基本成员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张伟、马可鲁、包乐安、李珊、韦海、郑子燕、田玉、王爱和、刘是、田淑英、邵小刚、赵汝刚、张达安、徐延宗、汪小波、马建刚、刘又非、朴茂华、杨延华夫妇等。以及“四月影会”的王志平。除“无名画会”外,常造访的画友有:刘韦星、刘韦伦、刘树信、周迈游、齐志远、洪麦恩、钟鸣、唐平刚、朱海东、赵百威、关伟、宋红、冯国东、任世民、曾小俊、王效宓、张寥寥等。星星画会有:马德升、黄锐、毛栗子(张准利)、赵刚、朱金石、王鲁炎、李爽、杨益平以及《今天》地下刊物的北岛、芒克、严力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
        七十年代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小组曾拍摄了“无名画会”成员作画及东煤场5号的纪录片。1984年,西德《明镜》周刊曾到赵文量处专访。1981年11月的一天,吴冠中陪同巴黎来的赵无极来到东煤场5号,与“无名画会”画家见面。
        白塔寺张伟
        1975年春节,在北京白塔寺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一群年青画家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画展,画家们和数量有限的观众一起静静地庆祝了这一事件。这就是“无名画会”的前身。这次地下展览离1979年的“无名画会展”整整四年半。
        张伟的家在这座当时北京最大最高的居民楼,那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从远处抬头即可望见。这种另类的居住环境对办地下展览却是有利的,不容易引起注意。展览是由赵文量和张伟提议,由艺术家的朋友包乐安组织筹划,他既协调画家之间的关系,又协助作品搬运。参展的画家有:赵文量、杨雨树、石振宇、康万华、张达安、徐延宗、韦海、张伟、马可鲁、李珊、王爱和、史习习、洪迈恩等。画家们只请来了他们的朋友们参观展览,但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仅仅十八平方米的空间,近十位画家的作品都在其中。那晚还有即兴表演,史习习朗诵了他最爱的普希金的《致大海》,一位来客朗诵了“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出来吧,给你自由……”作为主人的云娘是担着风险的。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在中学教俄文。那晚她唱了一首俄语歌曲。
        在那以前,张伟的住处就常常作为集体画室,好几个画箱一起支起来,气氛好极了。大家也常常集体出外写生,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画订在墙上,互相观摩。1975年后,北京图书馆进了一套世界美术全集,中央工艺美院也进了一套。通过在北京图书馆的关系,我们得以阅览到这共六十册的全集。那是第一次能见到如此大量的西方美术的印刷品。我、张伟、李珊、郑子燕、王爱和等人,一同在张伟家里,悉心研究、临摹塞尚、马蒂斯、高更、凡高等大师的作品。
        这种共同作画的大场面,在张伟家里延续了许多年。大家在一起切磋,丰富了各自的调色盘,对这个群体的绘画形式、趣味和手法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邵小刚
        小刚与我年龄相仿,又高又瘦。自我认识他起,他几乎春夏秋冬永远身着单衣,裤子总在脚脖子以上。他眼窝深陷,颧骨高高,下巴突出,嘴角紧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长长的身子,头显略小,寸头的前梢突出,像是帽沿儿,显得很滑稽,由于学究般的样子,由于总那么彬彬有礼,由于瘦高而微驼的身影,我们都叫他“高尔基”。
        他的父母是中学教师。我常去他家,从第一次见到他父母,我理解了他与他的哥哥,何以如此性格平静、彬彬有礼——父母的谦和儒雅说明了一切。
        我们大多家境艰难,我能知道他家有怎样的困顿,一家四口,住房不过十二平方米。只好自己简陋地接出一间,再用家具和布帘隔隔。他家住在一个破败庙宇后面的大杂院内。我每次去他家,都见到他父母平和的谦卑,孩子们的倔强,矢志的尊严。他小哥走后不久,他的父亲曾来我家找我,告诉我他的小哥电大自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威斯康星的一所大学。我真为他们感到欣慰。
        小刚家离我家特近,他常来我家。有时候他和刘是一起来。每次都带着新画的画儿,让我指点。我记得那份诚恳。那个年代,我们大多数人之间都有的那份卑微的诚恳。我常常想起他那硕高的身躯,双手托着小小的巴掌大的纸片,像托着婴儿,托着鲜活的生命。
        小刚从不画大画儿,都是小画儿,很多都在纸上。每当他找到纹路漂亮的纸张,他总愿与我分享。他只有一个用了很久的小画箱。1974年与他相识,我们一起画画儿,题材、趣味、手法自然相近。他的画儿不招摇、不花哨、不炫耀技巧。他感觉很细腻、平实,从没有过厚的颜料,也没有粗暴的笔法。我喜欢他的作品所体现的悟性,描绘对象时的诚恳与忠实。

21/212>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