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十年代：青春无奈
发布: 2017-5-18 18:33 | 作者: 翟永明
第二天，罢演后的阎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阎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张跃进换人吗?
早饭后，张跃进来了。我起身要走，阎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张跃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着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阎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阎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阎莉说的。而阎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春风拂面。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张跃进编节目，阎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源洞，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阎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冈山》，张跃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阎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汇演。阎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报演出。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阎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张跃进在与阎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阎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阎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阎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我那时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啊。
阎莉非常委曲，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之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张跃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已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阎莉时，张跃进来了。听说我在开阎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话，其实是说给阎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阎莉，因为他认为阎莉很单纯。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事实上，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阎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张跃进就已经原谅了阎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虻》，书中“牛虻”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张跃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吾吾，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什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犟过了父母。她考取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什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上大学：暗度陈仓
1974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停课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出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启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积极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象，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竞争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