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枪李向阳的最后一枪
岷江的支流府河从成都西郊的龙爪堰流过草堂寺的浣花溪，经青羊宫流向锦江大桥。她在青羊宫附近又分开一支，经人民公园的半边桥流向市中心的盐市口。据说这条河因夕阳斜照或沙滩有金砂，人们把这一条河叫金河。金河流向我家旁的古卧龙桥，再过青石桥，经过何小宾家附近的半边街，在新南门附近再汇入锦江。
从人民公园少城的半边桥开始的金河，沿岸留下了源自清代的古老街道和具有川西风格的美丽院落。在整个七十年代，她们还保存完好。在古卧龙桥和青石桥之间，有一条在当时顶顶有名的小街——向阳街。
这条小街的两边都是一些很幽深的青砖砌成的院子。和所有临河而居的街道一样，靠水这边的院子都在河边开了后门。据说这条街上一大半人家的孩子都做了盗贼。最传奇的说法是，这些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在大牢里，三分之一在逃亡，三分之一正在做贼。那些靠水的后门都是遭追捕时的应急通道。
真正让这条街有名的，是这些人之中出了一个当时成都最牛的强盗。因为神出鬼没，和电影《李向阳》一样，提着双枪，都叫他双枪李向阳，至于真名叫什么，人们反倒忘了。李向阳这个名字，又和这条街道的名字巧合，因此他在七十年代初的成都家喻户晓。凡是哪里出了重大盗案、抢案，传说都有这个双枪飞盗的身影。好像他行事的作风别出一格，不和一般人作对（那时大家都很穷），专麻烦那些有权势的人家或有钱财的单位。这个飞檐走壁、打家劫舍的家伙成了七十年代我们少年心中的偶像：别着双枪，旁边还有一个像当年色情小说《曼娜日记》中曼娜一样的美丽姑娘，但拿着武器。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双枪李向阳的“部队”把成都闹得沸沸扬扬。政府和民兵倾全力围剿搜捕，那时犯人被枪毙前都要游街，被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背上插个打了红叉的标牌。卡车扯着嘹亮的警报大张旗鼓地在成都的主要街道上游弋。这时，旁边就有人指着车上说，“那个砍脑壳的龟儿子，就是李向阳部队中打前哨的张三娃儿。”每次这样游街，我好像都要听到这样的议论：李向阳在哪里？长得什么模样？这次打死了几个追捕他的人？那个好像怀了儿的女娃子是不是仍旧持枪断后？都不一而足，就像抓捕现在的恐怖分子拉登。
七十年代初，文革中的乱搞基本歇台，社会秩序开始恢复，但全国人民仍习惯只用一个脑袋装屎，借一张嘴只回答，不提问，盯紧穿一件衣服十年不洗澡，合用一个屁股想问题。我真的好想不通，在那个统治如铁桶一般的社会，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呢？而且言行之巨，居然和一个国家对称。
终于，在1973年的夏天，消息传来，李向阳被打死了。据说很多公安和民兵把他几个人围在成都郊外一个农民的院子里，激烈对抗后，冲进去的民兵发现在猪圈旁边，李向阳已死，旁边还有一个刚断气的年轻女人，他们俩都拿着武器。女的胸口和肚子上各中了一枪，男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大洞。几乎所有人都猜测他们是自杀而亡。但是谁开了最后一枪？谁结束了谁的性命？大家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但李向阳的死，官方讳莫如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没有公布过。一个强盗的死，让一个城市最有争议、最具谈资、最具杀伤力的神话消失了。直到今天，虽然成都这个城市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在我的心中，李向阳仍是这个城市最具传奇色彩和威慑力的人物。
七十年代末，人们开始经商。据说向阳街几乎每家都在做生意，那些孩子从牢里和全国各地悄悄回来了。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条沿河的小街产生了许多万元户。但这些人好像都摒住了呼吸，从不张扬。我在二十一初听过如同当年的传奇说法：今天成都只要是四十层以上的高楼，有三分之一可能都属于这条街上当年那些孩子们的。
捏着鼻子，捂着鸡鸡：跳桥的四种姿态
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跳桥的流行姿式依难度而定有四种：入门级是“炸弹”，就是把身体蜷成一团跳进河里，这种姿式会在水面轰然一声炸开巨大的水花。这种姿式危险性最小且适用。初级是“冰棍”，捏着鼻子把硬梆梆挺直的身子插进水里。这个姿势很怪，你得一手捂着脸或捏着鼻，一手捂着鸡鸡往下跳，不然入水的一瞬，河水就象一只高压水枪射得你鼻孔流血，冲着你的蛋蛋，痛得晚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只有一边默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边入睡。
“入水”是难度较大的姿式，比较专业了，就像比赛时发令枪一响，运动员伸臂纵身跳进水里的动作一样，只是不在游泳池边，而是在几米高的桥上。我跳桥的习惯是，用“炸弹”试过几次后，就用“入水”跳。跳这个姿式的诀窍是，一定得把手臂夹紧脑袋，以减轻水面对头顶的冲击力。不然跳两次下来，你的头像被手榴弹炸开了一样金星乱冒，几天后耳朵还嗡嗡轰轰作响。
如果你能跳“飞燕”，就是跑步射向空中，手臂张开，人在空中像一只飞翔的燕子，划一道优美的弧形入水。如果在游泳池边，你的“飞燕”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如果在桥上，就会聚拢很多人来观看。
在七十年代初，在很多跳桥的人中，能跳“飞燕”的，好像就那么几个人。我至今都不敢以这种姿式入水。最初在游泳池试过，当双手刚刚张开，便砰地一声胸口撞在水面上，撕心裂肺地痛啊！那胸口红了两天才消。有一次从锦江大桥的桥墩上用“飞燕”跳下，结果身体在空中翻滚，成了一个仰八叉四脚朝天，屁股和后腰着水。很多人在桥上哈哈大笑，我觉得很丢人，从此不跳“飞燕”了。
1976年，我常去成都猛追湾游泳场游泳，那里有十米高的标准跳台，那时全国各地的跳水队刚刚恢复，这里正是成都队的练习场。跳水池常能混进去。当我偷偷爬着栏杆上了十米跳台，站在台沿边朝下一望，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立即退后几步，脚一软坐在了跳台上。天啦，不是害怕高，而是害怕跳到水池外面，因为从十米跳台看下去，池子变得太小了，像一个洗澡盆搁在十米下面接住你。
多么奇怪哦，在几年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东门大桥和锦江大桥跳完了，怎么长大了胆子还缩小了呢？可能是锦江大桥下面接住你的，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而跳台下面是硬帮帮的水泥池子。
许多年后，奥运会的跳水赛我几乎不落下。熊倪和洛加尼斯那场决赛我也看了，看见十四岁瘦小的熊倪站在跳台上，我彷佛看见了十二岁的我在桥上的影子，只不过他把“炸弹”换成了世界上最高难的动作。他的最后一跳，入水的水花最小，但还是输给了肌肉线条绝美的“空中芭蕾王子”老洛。这使我想起当年二十五中学的“舵爷”李晓林和他最好的朋友苏石，在锦江大桥上面的比赛，他们的目标不是金牌，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爱上的女孩，最后用跳桥的极端方式获取芳心，争夺爱情。那年我十岁，我替这两个小伙子抱衣服，负责看守他们的书包和鞋子。那个女孩就站在我旁边，我认识她，是我同班好朋友外号奶娃儿（因皮肤白嫩）林世迥的姐姐。她扶着桥栏，好像并不关心这两个为自己亡命比秀的青春少年，一双细长的丹凤眼茫然地望着更远的水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跳桥。不久，我也开始学着跳了。
那年我从跳台栏杆上灰溜溜爬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跳过一次水，但开始在夜晚做噩梦：从高崖上跳下来。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患上了很严重的恐高症。只要站在三楼那么高的阳台边上，就觉得马上要掉下去摔死球了。
死人大游行
1970年文革大规模武斗已经结束，成都的革委会正在清算各武斗派系。
在成都市中心的盐市口，马路边立有许多宣传栏，类似现在的报栏。那上面常常揭露某某造反派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对手，还详细地画出说明图：有用钢钎穿过双耳，挖掉膝盖，铁链穿肩锁骨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酷刑。在这两年前的秋天，成都武斗最惨烈的那次，夜晚的枪炮声停息了。一大早，单位来人叫大家去看游行。上午，我和妈妈来到人民南路锦江大桥附近，站在路边的人群里。天色阴阴的，人们对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窃窃私语中，大家互相打探着昨晚有哪派参战？动用了什么武器？死了多少人等等。都说双方死伤了几百人，高射炮都用上了，装甲车也都开来了，是近年来武斗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会，几个戴红标的先遣队来了，要求大家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又等了许久还不见动静，人群开始有些焦躁了。
这时，凄冽的警报响了，像一个老女人拖着沙哑的嗓子在悲号。一辆吉普车拉着呜呜响的警报从人民南路广场朝川医方向开去。不一会，一列车队缓缓驶来，最前面一辆是顶上架了许多大喇叭的宣传车，哇哇哇地正愤怒声讨某造反派。宣传车后面是几辆杀气腾腾的大卡车，车箱两边都是端着冲锋枪的战斗人员，站得笔挺，车头上都架着机关枪。武装卡车过后，是一队躺着“烈士”的灵车，两边的车箱挡板都放下了，每边都站着两个戴白口罩、穿着大褂子的救护人员。为了让人民群众看清敌人的滔天罪行，这些“烈士”们毫无尊严地几乎赤裸地躺在车箱里搭起的一个台子上。与其说是遗体，不如说是遗骸。
这是我有生以来亲眼看到死人最多的一次，也最恐怖。很多人的肢体残缺不全，有一个大半个脑袋都被轰没了。有的台子上干脆就只放了几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这些尸体基本上保留了死亡时的状态，血乎乎的，扭曲挣扎着。黑色的血迹显得皮肤白得发青。这一队车有三十多辆，车队最后是两卡车缠着绷带的伤员。
车队从成都最有名最美丽的主干道开下去。道路两边都是高大的云杉，枝条低重。凄冽的警报声犹如一阵阵秋风刮过，马路两边的人都摒住了呼吸，没人哭，也没人说话。车箱上的死人们闭目仰头，静静地朝着成都特有的灰蒙蒙的天空。他们身上那些大大小小被枪弹射穿透的创口血迹干涸，黑乎乎的洞口更像亡灵的眼睛窥视着马路两边的人群，搜寻着自己最亲爱的人，或可以在地狱里杀死的仇敌。人们感觉到胸腔里的气息被倒抽出来，和着一袭秋风，朝那些黑乎乎的洞口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