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杂志第二期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2月26日。从这一期起，杂志以蓝色的封面面世。民主墙的所有民刊，封面都是黑色或者红色单色油印，唯独《今天》是铅印的。颜色亮丽、印刷精美的《今天》独领风骚，一时间洛阳纸贵。
记得联系印刷封面是一天上午，我带着北岛和芒克到和我家相隔一条马路的煤炭部宿舍大院，去找我大学同班同学刘翠霄，她和部里的叔叔伯伯都熟，答应带着我们去找印刷厂厂长碰碰运气。
印刷在中国一直属于特种行业，需要单位开证明信。在那个年代，办许多事都要证明信，比如出差住旅馆，没有单位证明没人敢接待。如果是一男一女，还得出示结婚证，否则就有被当成流氓抓到派出所的危险。这个规矩一直延用到1990年代。当时为了得到这个证明，我在前期做了许多铺垫。我那时是系学生会的干部，与系里管行政的老师熟，办公室龙姓主任刚从外地调来不久，正在为没有煤气罐发愁，而我家正好有一个闲着，便巴巴结结地用自行车驮着送到他住的筒子楼。煤气罐在那时可不是小物件，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之后不久，便请他开印刷证明，理由是中文系学生会的刊物《初航》要到校外的印刷厂印封面。别看我已见过了两年大牢的世面，可那天还是特紧张。《初航》的封面在校办厂印，我怕他追问为什么突然又要送到校外；二是如果他把刊物的名称写上，这个证明就等于白开。幸好，有惊无险，证明终于到手，事情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怕印刷厂看出破绽，去之前我从家里偷着拿了父亲一瓶“汾酒”和亲戚从上海带来的一包糖块，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算是拿得出手的体面东西，足以麻痹厂长，让他对于刊物的名称失去敏感。
不知是糖和酒的作用，还是因为有熟人介绍，总之，制版、印刷、工期和价钱谈得非常顺利。大功告成已经过了中午吃饭时间。那时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4块，北岛和芒克泡病号不上班，我们谁都没钱下饭馆。于是，把他俩带到我家去吃午饭，我翻遍了柜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蒸了三根小手指粗细的香肠，这顿饭菜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记得印刷费是多少钱，也不记得隔了几天。总之，是我、芒克和刘念春三人到印刷厂，把印好的两千张封面用肩膀扛了回来。
以后的事情全靠赵一凡。在官方刊物中，最早发表《今天》作品的是《安徽文学》，曾经有一期还开了民刊专栏。当时的主编是诗人江流，他是赵一凡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春天，江流先生来北京，经一凡引荐我们和他见面。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一位慈祥长者，对年轻人特别友好。江流回合肥不久，便把他安排印刷的第二批封面很快就托运到了北京，好像是五千张，算是赞助，没要一分钱。
两年后《今天》停刊。曹思源和陈彬彬结婚没有煤气罐，于是又用自行车从北师大驮回来。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地道，用不着别人了就翻脸。
整个过程潜规则我们运用得相当熟练，且恰到好处。“组织上”绝对没想到，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如此狡猾，居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手。此后我们两次开朗诵会时用的扩音器设备，也是我用这种“正义的谎言”，打着学生会要搞活动的名义借出来的。
二
三十年后的2008年，四、五月间北岛就开始张罗创刊纪念。除了准备在香港举办的研讨会、朗诵会，在徐小平的建议下，决定重印当年出版的老《今天》。
北岛近期有回忆文章：“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
作为创始人之一，黄锐是当年蓝色封面的设计者，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如今是北京798艺术区重要的策划人。他的设计工作室里坐着的是金发碧眼的法国人，来来往往说着日语、英语、法语，做的是“迪奥”这种国际大品牌。以这样的背景和实力，为30周年纪念活动的出版物做设计自然是非他莫属。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化”了的黄锐同时也是大忙人，展览应接不暇，从上海办到意大利，从北京办到东京，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我是作为黄锐的助手进入这一工作的。因为前期迟迟不能确定方案，拖着拖着就只剩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眼看着期限一天天临近，而设计始终不见眉目，我便毅然喧宾夺主，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包大揽，用黄锐的话说，叫作“外行领导内行”。
覆刻版当然要尽可能还原，还原的依据是当年的老版杂志。
我先是决定忍痛拆掉老鄂提供的全套杂志，一页一页扫描。打样试验的结果是：如果按黑白的扫描，出来的效果一定不可能“旧”；如果按彩色的扫描，发黄的效果有，但彩色印刷不但价格贵，而且纸张不可能太薄，完全没了原来的味道。在山穷水复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工艺，号称是纸板印刷，一个版可以印一千印，正适合我们的条件，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另一个难题是纸张。现在的印刷品普遍奢侈，想做得多么豪华都不难，但找到当年那种简陋的纸张反而很难。好容易听说有一家有50克重的书写纸，辗转打了许多电话，对方说是在纸厂定做的。批量太小时间又紧，定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托朋友去说情，硬从别人定的纸中克扣下了一部分。
接下来是设计包装。包装是“表”，但不能与“里”脱节，要表里一致。我的原则是：精装要尽可能精致，却不能商业味十足；简装要尽可能简朴，却不能简陋到不艺术。当年在文学和艺术上被视为先锋与现代的“今天”一族，三十年之后，既不该走入时尚，也不能显得落伍。这并不是好把握的分寸。
北京的设计师中，我欣赏蒋艳，因为她一贯的从容。如果整天被定单搞得焦头烂额，其艺术的敏感与空灵势必会被损耗掉。而蒋艳不管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懂得留白，讲究节奏。果然，覆刻版精简两种包装，思路与结构，材料与工艺，都不落俗套，在香港一亮相便得到了认可。说实话，此前我一直忐忑着。新、老《今天》的人，和试图收藏《今天》的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一个个眼光毒着呢。
另一本是当年老《今天》所有内容的印刷版，被我称之为“蓝书”。封面、封套，连内文的文字都是蓝色的，风格雅致而简练。600页的书，上百万字，是老鄂积数年之功，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的。那些手工刻在蜡纸上、用手动油印机印出来的文字多么难以辨认呀！如果看过当年的杂志才会知道编校出来有多么难。
活儿干得很苦。想做得好，还得快，并且少花钱。其实我并不清楚现在《今天》的家底，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挖空了心思地省钱？最终，因为种种纠集，疏忽了一些环节，本来很精美的纪念集出了不少错，让我这个老编辑感到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