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 | 下一篇

今昔三十年

发布: 2018-3-06 17:44 | 作者: 徐晓



       
       《今天》杂志第二期的出版时间是1979年2月26日。从这一期起,杂志以蓝色的封面面世。民主墙的所有民刊,封面都是黑色或者红色单色油印,唯独《今天》是铅印的。颜色亮丽、印刷精美的《今天》独领风骚,一时间洛阳纸贵。
       记得联系印刷封面是一天上午,我带着北岛和芒克到和我家相隔一条马路的煤炭部宿舍大院,去找我大学同班同学刘翠霄,她和部里的叔叔伯伯都熟,答应带着我们去找印刷厂厂长碰碰运气。
       印刷在中国一直属于特种行业,需要单位开证明信。在那个年代,办许多事都要证明信,比如出差住旅馆,没有单位证明没人敢接待。如果是一男一女,还得出示结婚证,否则就有被当成流氓抓到派出所的危险。这个规矩一直延用到1990年代。当时为了得到这个证明,我在前期做了许多铺垫。我那时是系学生会的干部,与系里管行政的老师熟,办公室龙姓主任刚从外地调来不久,正在为没有煤气罐发愁,而我家正好有一个闲着,便巴巴结结地用自行车驮着送到他住的筒子楼。煤气罐在那时可不是小物件,即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之后不久,便请他开印刷证明,理由是中文系学生会的刊物《初航》要到校外的印刷厂印封面。别看我已见过了两年大牢的世面,可那天还是特紧张。《初航》的封面在校办厂印,我怕他追问为什么突然又要送到校外;二是如果他把刊物的名称写上,这个证明就等于白开。幸好,有惊无险,证明终于到手,事情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怕印刷厂看出破绽,去之前我从家里偷着拿了父亲一瓶“汾酒”和亲戚从上海带来的一包糖块,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算是拿得出手的体面东西,足以麻痹厂长,让他对于刊物的名称失去敏感。
       不知是糖和酒的作用,还是因为有熟人介绍,总之,制版、印刷、工期和价钱谈得非常顺利。大功告成已经过了中午吃饭时间。那时我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4块,北岛和芒克泡病号不上班,我们谁都没钱下饭馆。于是,把他俩带到我家去吃午饭,我翻遍了柜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蒸了三根小手指粗细的香肠,这顿饭菜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记得印刷费是多少钱,也不记得隔了几天。总之,是我、芒克和刘念春三人到印刷厂,把印好的两千张封面用肩膀扛了回来。
       以后的事情全靠赵一凡。在官方刊物中,最早发表《今天》作品的是《安徽文学》,曾经有一期还开了民刊专栏。当时的主编是诗人江流,他是赵一凡父亲革命时期的战友。春天,江流先生来北京,经一凡引荐我们和他见面。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一位慈祥长者,对年轻人特别友好。江流回合肥不久,便把他安排印刷的第二批封面很快就托运到了北京,好像是五千张,算是赞助,没要一分钱。
       两年后《今天》停刊。曹思源和陈彬彬结婚没有煤气罐,于是又用自行车从北师大驮回来。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地道,用不着别人了就翻脸。
       整个过程潜规则我们运用得相当熟练,且恰到好处。“组织上”绝对没想到,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如此狡猾,居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手。此后我们两次开朗诵会时用的扩音器设备,也是我用这种“正义的谎言”,打着学生会要搞活动的名义借出来的。
       
       二
       三十年后的2008年,四、五月间北岛就开始张罗创刊纪念。除了准备在香港举办的研讨会、朗诵会,在徐小平的建议下,决定重印当年出版的老《今天》。
       北岛近期有回忆文章:“1978年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
       作为创始人之一,黄锐是当年蓝色封面的设计者,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如今是北京798艺术区重要的策划人。他的设计工作室里坐着的是金发碧眼的法国人,来来往往说着日语、英语、法语,做的是“迪奥”这种国际大品牌。以这样的背景和实力,为30周年纪念活动的出版物做设计自然是非他莫属。然而遗憾的是,“国际化”了的黄锐同时也是大忙人,展览应接不暇,从上海办到意大利,从北京办到东京,时间表排得满满的。
       我是作为黄锐的助手进入这一工作的。因为前期迟迟不能确定方案,拖着拖着就只剩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眼看着期限一天天临近,而设计始终不见眉目,我便毅然喧宾夺主,不知天高地厚地大包大揽,用黄锐的话说,叫作“外行领导内行”。
       覆刻版当然要尽可能还原,还原的依据是当年的老版杂志。
       我先是决定忍痛拆掉老鄂提供的全套杂志,一页一页扫描。打样试验的结果是:如果按黑白的扫描,出来的效果一定不可能“旧”;如果按彩色的扫描,发黄的效果有,但彩色印刷不但价格贵,而且纸张不可能太薄,完全没了原来的味道。在山穷水复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工艺,号称是纸板印刷,一个版可以印一千印,正适合我们的条件,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另一个难题是纸张。现在的印刷品普遍奢侈,想做得多么豪华都不难,但找到当年那种简陋的纸张反而很难。好容易听说有一家有50克重的书写纸,辗转打了许多电话,对方说是在纸厂定做的。批量太小时间又紧,定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托朋友去说情,硬从别人定的纸中克扣下了一部分。
       接下来是设计包装。包装是“表”,但不能与“里”脱节,要表里一致。我的原则是:精装要尽可能精致,却不能商业味十足;简装要尽可能简朴,却不能简陋到不艺术。当年在文学和艺术上被视为先锋与现代的“今天”一族,三十年之后,既不该走入时尚,也不能显得落伍。这并不是好把握的分寸。
       北京的设计师中,我欣赏蒋艳,因为她一贯的从容。如果整天被定单搞得焦头烂额,其艺术的敏感与空灵势必会被损耗掉。而蒋艳不管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懂得留白,讲究节奏。果然,覆刻版精简两种包装,思路与结构,材料与工艺,都不落俗套,在香港一亮相便得到了认可。说实话,此前我一直忐忑着。新、老《今天》的人,和试图收藏《今天》的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一个个眼光毒着呢。
       另一本是当年老《今天》所有内容的印刷版,被我称之为“蓝书”。封面、封套,连内文的文字都是蓝色的,风格雅致而简练。600页的书,上百万字,是老鄂积数年之功,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的。那些手工刻在蜡纸上、用手动油印机印出来的文字多么难以辨认呀!如果看过当年的杂志才会知道编校出来有多么难。
       活儿干得很苦。想做得好,还得快,并且少花钱。其实我并不清楚现在《今天》的家底,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挖空了心思地省钱?最终,因为种种纠集,疏忽了一些环节,本来很精美的纪念集出了不少错,让我这个老编辑感到无地自容。

21/212>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