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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散离合,都已成流水落花

发布: 2018-3-07 10:17 | 作者: 万之



        ——追记《今天》海外复刊初期的几次编委会议

        《今天》坚持到了今天,能出满一百期,实在不容易。
        这是很多人料想不到的。
        我在 1992 年《今天》海外版出满两年八期时的编后语中曾介绍过,有一位号称深谙姓名学的大师,预言《今天》活不长久,因为名字就没取好。他说,“今天”二字都是四划,“四”与“死”谐音,两个四划,两个“死”音,表明这份杂志必死两回无疑。《今天》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那海外肯定还得死一回。而且,即使能勉强活着,人气也不会很旺,因为“今天”这两个字里,“今”里只包含了一人,“天”字也就是二人,所以永远就是一二个人的事业,不成大气候。
        这位大师的预言我不必当真,但《今天》生存的艰难我深有体会。不论是国内草创,还是海外复刊,《今天》的资源一直非常有限,既缺钱又缺人又缺稿,出版条件和环境都不理想。在国内时是靠手工作坊式操作,最初还是钢板刻蜡纸制版,手摇滚筒油印自己装订,后来好歹还有蜡纸打字。海外复刊一开始也是我自己用电脑打字排版,整本复刊号都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后来移到香港排版印刷,甚至得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成为比较专业的出版,植字排版规范,装帧精美纸质高雅,但是发行上一直比较困难,过期杂志堆满仓库没人要也难以处理。
        一份杂志自然如人的生命一样,有开始就必然有终结。但当初我也料想不到《今天》能延续出版如此长久。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就是靠了一二人而重生,而延续,而坚持。如果没有这一二人坚持至今的奉献努力,是维持不下来的。这一二人中首先是主编北岛,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我曾把他形容为一个蜘蛛,假如没有他的努力编织,围绕《今天》的这张人际网络就不可能存在,这个蜘蛛的中心位置任何人没法取代。其次是林道群,后来帮助《今天》在香港的出版印刷发行,都是他的热心支持和无私奉献,像一头辕马拉动着《今天》这驾三套车艰难前进。
        说来惭愧,在《今天》漫长而艰难的路途上,我其实是半途退缩者。其中自然有些客观的原因,倒不是惧怕路途遥远,而是像沙漠旅行,突然找不到了方向。但更主要的还是我自身的原因,有些身心疲惫,也自知能力有限,不堪大任。《今天》本来不设什么社长,也不需要社长,那年因为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要签出版合同,我是代表《今天》签字需要这个身份,才冒充了。而对于带着“长”的职务,我向来总是退避三舍,无奈当上了,自然也要尽早卸任,不敢尸位素餐。我后来无奈中还当过什么笔会的秘书长,也是自己辞退的。我做事往往有始而无终,可能也是个性缺陷。这一生做了些事情,教过书、搞过学术研究、写过小说、翻译过作品、办过刊物、管理过笔会,都未能坚持到底。唯一坚持到底的只有对文学的兴趣,这一生都不会改变。
        最近我读到瑞典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意外发现其中介绍当代中国文学部分就提到了《今天》,也是所提到唯一一部中文文学杂志。毫无疑问,《今天》已经载入了史册,它当然是当代中文文学最重要的杂志之一。翻开这百期的《今天》目录,你能发现当代中文文学重要作家和诗人的名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今天》已经有了这么漫长的历史,在这段路途上同行过的,当然不止一二人。旧人退出,新人加入,也是杂志能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先后有很多人参与过《今天》的事业,有些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有如走马灯一般。有的人参与时间长一点,甚至数年,而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昙花一现。每个人的作用都不一样,有的可能不那么重要,对《今天》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但在回忆《今天》这段漫长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值得记上一笔。
        追忆和《今天》先后同仁相识相聚或分手的过程,让我自然回想到《今天》海外复刊后早期的几次编务会议。《今天》同仁分散世界各地,见面相聚很不容易,很多人我都是在会议上才见过一、两面,所以这些会议让我难忘。无论怎样聚散离合,如今也都已成流水落花。但闭目倾听,水声还在,落花也会重现脑际。
        
        奥斯陆 — 斯德哥尔摩
        《今天》在海外复刊的漫长道路的起点是挪威首都奥斯陆。复刊后的第一次编委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为什么起点会在这个偏僻的北欧角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汉学家杜博妮。提到《今天》的历史,也应该为她记上一笔。
        杜博妮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性,她出身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经当过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而她本人则是澳大利亚共青团的领袖,上世纪五十年代她被澳共派到中国学习中文,还是澳共驻华代表,从此和中国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六十年代她也参加过西方的嬉皮士运动,也经历过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幻灭的过程。而这位聪明的女性后来成为文质彬彬的学者,获得悉尼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又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她研究马克思文艺理论对中国之影响的专著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科书。1980年,她成为北京外文局聘请的专家,任务是翻译鲁迅、巴金、老舍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但杜博妮不甘当御用翻译,而对当时北京的地下文学更感兴趣,正是她第一个把北岛和《今天》其他诗人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北岛第一本英文诗集就是她翻译并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阳城札记》。我和她认识,也是北岛介绍我去帮助她做些翻译中的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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