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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负今天

发布: 2018-6-05 18:30 | 作者: 朱文



        北岛当面问我,能不能为《今天》四十周年纪念专辑写点散文?我不能拒绝,但心里还是暗笑了一下。在我写作的九十年代,他正全世界忙着搬家呢,当然无从听说我的那个小笑话。刚辞职时我感觉良好,一时还分不清没有牵挂和一无所有。朋友劝我为报纸副刊写点散文,说那样可以挣点快钱,但我就是不想干。有一次我给前来约稿的编辑打了个比方:“写诗是做爱,写小说是生孩子,而写散文呢,是手淫。”他哈哈一乐也就不劝了。我发现这一招管用,以后就不断地用这个说法来应付,以至于它几乎成了我的官方声明。一位好心的女编辑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提出要求:你能不能为……写点东西?我真没听明白,问了一句,你说的那个“东西”是指“散文”吗?对方当即脸红,我也觉得失礼。
        为了加强语气我有时还故意把散文的“散”读成第四声,不是“行散”的“散”,是“涣散”的“散”。没用多久我就成功地把自己的快钱之路彻底堵死,然后像个傻缺在一边偷着乐。后来不仅是没人跟我约散文,连那些热衷写散文的同行见到我也变得怪怪的,好像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多年以后才意识到我被它绑架了,因为我真的相信自己对散文这种形式是有偏见的。现在我很高兴当时一反常态接受了北岛的邀请。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耀,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向自己证明我有能力纠正偏见。至于这个条件反射般蹦到脑海里的笑话,也正好提醒我,习气还在。
        2000 年搬到北京以后,我就鼓励自己享受不再关心文坛的特权。如果说这些年我是从文学世界自我放逐,相对于实际的生活,这样的表达过于诗意。但是谈起文学我确实生疏了。为了写这篇散文我想应该回一趟南京,聊聊转转,激活一下记忆,与《今天》有关的故事最早都是在那里发生的。但是有事羁绊不能成行。早晨起来我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薄薄的《青灯》,掸去已经习惯的帝都沙尘,在短榻上盘腿坐下,读了起来。开篇就是北岛回忆冯亦代先生的“听风楼记”,没一会儿我就读“飞了”,身临其境,很久才留意到窗外今年最冷时节的西北风正在肆虐。读着读着我不自觉地开始用作者的语气检索起我个人的生活,熟悉的情绪在涌动。我抬头定定神,忽然醒悟到刚才那一连串取书的动作具有完美的象征意味。青灯燃起,灯芯还在忽闪,而时间魔术师的咒语已从堆满杂物的角落隐隐传来。
        十年前我就读过这篇,印象深刻,这一次重读更是两度落泪。现实的高压使两代人的精神世界有时就像两条平行的电缆,彼此绝缘,只有在少数几处胶皮剥落的节点才会发生意外的交流,电光石火般的耀眼。感动之余我还注意到两个与《今天》有关的细节。一是北岛拿着《今天》创刊号的封面去向“冯伯伯”请教刊名的英译。冯先生认为“TODAY”太一般了,建议译成“The Moment”。我对老人家肃然起敬。二,《读书》和《今天》几乎同时创刊。“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读到这里我稍有些诧异,因为北岛评价《读书》的话,我以为只有《今天》才当得起。如果说当年的《今天》是一声呐喊,那《读书》只能算是一声叹息。创办《今天》的是一群有朝气、有血性的年轻人,用芒克的话来说,“玩儿了命办的”,而办《读书》的是一些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幸存的、吓破了胆的老年人,对体制的依赖和残存的幻想把他们钉在了他们的角色里。我想在 1978 年那个转折点上,历史也许就是这么分工的吧,文化传承是老年人的事业,而思想变革是年轻人的责任。很遗憾我一直不能成为《读书》的拥趸,出于对北岛的信任,我准备哪天再撸把劲,没准现在能读进去也不一定。
        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又蹦出了一个要命的说法:“《读书》是政府特批的一小块供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它出现得很突然,我还沉浸在“听风楼记”的氛围中,眼角泪痕未干,觌面相逢,情何以堪。这是当年“断裂”事件中被广泛传播的一句“台词”,是我对断裂问卷第十个问题回答的一部分,因其刻薄、粗俗而显得尤其刺耳。作为发起人,我一直避免谈论“断裂”,不是因为我不想面对,而是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对于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你总想早点摆脱吧?我放下书,无奈地摇头。
        但是不行,情绪竟然过不去。我仿佛看到一伙人拉着长长的白布条幅,挡在我前去向《今天》致敬的路上,条幅上用黑墨赫然写着那句话,字体丑陋,为首的那位长发披肩,额头扎着红布条,正是当年的自己。他们似乎在逼我供认,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我就没有向《今天》致敬的资格。好吧,那就多说几句。如果说北岛一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那么我这一代就是“文革的同龄人”。从娘胎里开始我们就在感染一个颠倒时代的疯狂,残缺的教育更加重了先天不足的症状。可笑的是这群精神畸形儿还坚决继承了胸怀天下的志向。时代的烙印不同于扮酷的刺青,疼痛是滞后的。印记的确凿有时让你不敢相信,也没有勇气面对。近些年我常常为自己过去的言行感到不安,为自己贫穷的修养感到羞愧,对那些被我的”语言暴力“伤害过的人,如果有机会我都愿意道歉。如果我为自己的恶趣味,为频繁地使用“散文”这个词而道歉,你们会以为我又在说笑。但是我不后悔曾经干过”断裂“这件事。
        下面开始讲与《今天》有关的故事。一直到大学四年级我和同学吴晨骏才在晚饭前的宿舍走廊上把对方嗅出来,哦,诗人。我们同专业不同班,之前从未说过话。如果没有他,我可能还是一个秘密的诗人,至少不会那么快走出去。感觉就像是发生在一天之间,吴晨骏带我认识了于小韦,于小韦带我们去见韩东,韩东给了我们两张优惠券,我们就登上《他们》这趟专列直达诗歌王国的迪斯尼乐园。《他们》创刊于 1985 年,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大策源地,当时第五期刚编完,正在付印。我多次为自己差点与《他们》擦肩而过而猛捏一把汗。大学时期我只买过两本诗集,《北岛诗选》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对于一个月生活费只有四十块钱却有着诸多爱好的工科大学生来说已经相当奢侈。现在妥了,《他们》多年积累的民刊资源统统向我开放,朋友们的藏书统统向我开放,迟到的诗歌激流把我冲刷得赤身裸体。毕业以前我就下定了投身文学的决心。
        回想那段诗人生活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内容就是两个,一写诗,二办刊。前者是本份,后者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那些曾经令人激动的仇恨语法的美学论争,和仇恨睡眠的诗人交往反而被隐秘的记忆法则给清理到后面的货架上去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出完第五期就停了,老一拨的成员散去,韩东转向了小说,于小韦去了深圳。那感觉就像我们刚坐下宴会就散了,还想再坐一会儿,扫地的又来了。我和吴晨骏被分配到隔着长江的两家单位,却有机会为同一个工程工作。我们戴着安全帽躲在工地的一角抽烟,讨论着我们的诗歌未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期,老一拨已经成名的觉得已不再需要这个民刊,而年轻的一拨开始有身份的焦虑,认为应该与第三代保持距离,准备另起炉灶。我就是在这段时间接触到《今天》的,以前只是读“朦胧诗”,这一次是了解创办《今天》这件事。我可能只是想寻找一些江湖传奇吧,或者办刊指南什么的,没想到被一股来自草莽、来自地下的自然之力所震撼。文学首先与人性的尊严有关,而尊严是等待不来的,必须行动,必须担当。相对于《今天》揭竿而起的时代,九十年代初的文化生态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更糟,所以我认为《今天》开创的这个方式仍然是切实可行的,虽然看起来有些过时。对《今天》的回顾让我更加理解《他们》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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