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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人到技术人

发布: 2018-6-05 18:41 | 作者: 阿乙



        我在文坛出现,始于二〇一〇年春季号的《今天》杂志,迄今我已在《今天》发表四次,都是以“小专辑”的形式。我记得在最初发表之前,北岛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还要请李陀先生为专辑写一篇序言。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耀,更是我生命中值得怀念的重大事件。这样的际遇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少作家写过“平行的我”“多个的我”的题材,比如博尔赫斯的小说《另一个人》,讲未来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相逢于 1969 年 2 月查尔斯河边的一条长椅上;胡少卿的诗《另一个我》,讲一个穿破衣烂衫然而有着农人力量的我找上门来,两人相拥,消失、升腾,像水留下水渍。我满意于现在的自己,在噩梦里,我会遇见一些因为不是走在文学道路上因而落魄、悲哀的自己,我对他们心怀同情,对那样的命运感到恐惧。
        我的运气一直很好。我偶尔会想,假如没有当时今天论坛版主的推荐,假如不是北岛先生看见我在论坛贴出的作品,那么我可能还要沉寂下去。沉寂对自信的写作者来说并非坏事。但我是一个敏感而骄傲的人。那时我已三十四岁。我常想,如果一个人在四十岁还没写出来(简单地说也就是发表出来)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抵挡不了一种羞惭感,而永远地毁坏自己的文学事业。那时候,我见到比我年轻然而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人,会面红耳赤。因为自己毕竟两手空空。我认不清自己当时的价值,即使能认清,也不敢出来言说,因为文学是需要别人册封的事业。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奖项最终没有给一位年轻的作家,而是给了一位老作家,一位评委遗憾地说,这对老作家无非是锦上添花,但对年轻作家而言,他可能又要度过很多年的自我质疑期。我对此体会很深。一个熟人,正是一直缺乏被认识,最终未能稳定住自己,原本每天用于写作的大量时间被用来诅咒那些已经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因为这种错位,他越来越远离文学,而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炮手。我之所以认为我运气好,是我在三十四岁的时候,在就要没落下去的当头,被一艘船打捞上去。因为《今天》、北岛先生以及很多师友纷至沓来的鼓励,我已成为一个可以专心写作而不必顾及出版、发表、版权出售的作者。我能心无旁骛,用心写作,可以说是得益于这种奇异的命运,得益于北岛先生的古风(我记得他对我说,他相信能量守恒定律,老年人迟早要隐退,年轻人得出现,因而保持文学的不死。在一些通信中,他总是向我询问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新人)。
        我的小说《模范青年》写的就是两个自己,一个自己还在县城,最终郁郁而终。另一个自己在写这个自己。今天我是如此意气风发,我收获是如此多啊。
        
        但是——
        在四十二岁的今天,我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悲哀:我是《今天》出来的作者,却不能体现《今天》那倔强的批判精神,以及由北岛老师陈述过的“古老的敌意”。在我肉身上出现的是一种适应性。它就像一种动物,来到陆地,因而学会了爬行;来到水里,因而靠腮呼吸。它适应了生存的条件,适应了世俗,适应了别人对自己的恐吓,也适应了和各种人打交道,变得圆滑起来。我想,即使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在体现钱理群先生所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少我一个人也在慢慢向这个定义靠拢。钱理群这样定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问题是把个人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我其实背后批评的是两个现象,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失去了信仰,唯一支持的东西就是个人利益,另外我更重要的批评是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最懂得权力的,他最能够和这个体制适应,因而也得到体制的支持,它实际上成为腐败的基础。”这是我对自己感到害怕的地方。也许更应该说现在的我是一个“懂得妥协的明智者”。
        我总是这样劝慰自己:“你参加这些活动,出席这些场子,并不伤害别人,同时它也体现了你对他人关心的回应,你虽然不愿意参加,有时甚至为此感到痛苦,但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不重要。一个作者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只应该关心他的作品,而像游魂一样出现在那些不幸的社会活动上。”我就是这样不断地权衡着,时而滑过自己的底线。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感觉,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人了。
        我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怨叹,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青年时的“理想人”变成现在的“技术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思考问题的本能已经不再是理想,而是如何让别人快活进而反向增加自己利益的技术,而是处世之道。我想自己终于也如此庸俗。
        我从来没有太激烈过。尽管我的脾气有时那么急躁。我很早就发现暴力的作用,它要是没用,满清的汉人就不会蓄辫子。有时正是暴力使存在于历史的某个种族失踪。我也想到在物质的繁华与辉煌是如此满足人心时,精神的旷野只剩下一大片盐碱地和腐臭的气息。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碰到越来越多阴阳怪气的人,他们既嘲弄别人的命运,也嘲弄自己的命运。
        四十年前,《今天》出生时,整个国家似乎出现在黎明。我出生于一九七六年,八十年代有心智时,觉得社会上充满着一种向上的气息,这种气息甚至会在田野、水流里呈现出来。人们的脸上带着希望。我起初所受的文学教养也由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老师带来。只是这股气息一会儿就没了。多年后当我返回故地,我发现相识的人很多沉沦了。与这种精神沉沦相对应的是外在坏境的严酷化以及人们对自己利益的看重。人们自欺欺人进而信以为真。
        这是一个舌尖上的中国。
        在和食物欢快地行淫时,有些内心也在因为委屈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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