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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片断

发布: 2018-6-05 18:44 | 作者: 查建英



        北岛要我写写《今天》的回忆文字。我想推辞,说记性不好。记性不好是真的,不想写还有其它原因,那些原因却不大說得出口。比如我不好意思告诉北岛,近二十年我其实没怎么读过《今天》。好吧,准确讲是每次收到邮寄,总会打开翻翻,又总会很快放下。为什么呢?是《今天》变了,还是我变了?恐怕是都变了,却没在同一个频率上变,结果失了共振……但我不想写这些。
        北岛说没关系,你写写片段就行,尤其是复刊前后的事。又说,你其实参与《今天》还挺多的,看看别人的回忆就会想起来不少事。又说,朱文就刚写了一万多字的回忆,里面还说到你呢。
        朱文,嘿,这倒让我想起来了:九十年代作为《今天》编委,我办过的一件得意事儿,就是集中编发了包括朱文在内的一批南京青年作家的小说。那是我参与《今天》编务最多的一段时期,后来渐渐少了。不过,作为老《今天》的读者,我绝对称得上老资格。《今天》还差点刊登了我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小说 1979 年先印在我们北大中文系自办的油印刊物《早晨》上,北岛看了想在《今天》上转载,最终却由于种种原因未果,这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遗憾。
        认识北岛时我十八、九岁,转眼四十年,几乎和他编辑《今天》的历史一样长。比他更执着的约稿人,我至今还没遇到过。赖着不写吧,倒也不至于翻脸,北岛不是那样的人,磨你的时候很温柔,磨完你还是很温柔。不过想到以后还会见面……得,虐什么都比虐心强,《罪与罚》我也是十八、九岁读的。
        就写几个片段吧,以《今天》复刊前后为主。
        1. 1990 年 5 月,奥斯陆-斯德哥尔摩 
        那场《今天》海外复刊会,开了整整十天,从挪威的奥斯陆,一直开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当时并没有觉得长,因为真正坐下来开会的时间并不多,十天里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玩儿。
        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对劲。一本极其严肃、在中国大陆有着传奇历史和辉煌名声的地下刊物,在八九、六四事件一周年之际在海外公开复刊,多么严肃庄重的场合,怎么会有心思玩儿,怎么可能玩儿得起来呢?
        但那就是事实,生活如此。回想几次正襟危坐开会讨论,内容早已模糊,留下来的片段多半与玩儿相关。没辙,删除什么、存储什么,记忆自动选择。
        不过,首场讨论会的情景我还记得一些。在奥斯陆,我们下榻在一栋类似于学生宿舍楼的地方,相当简朴,是万之(陈迈平)和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教授安排的。记得大家清早就都陆续来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围坐在一些课桌旁。与会有十几人吧:北岛、李陀、高行健、杨炼、刘索拉、徐星、老木、孔捷生,我,等等。东道主方面,除了迈平和杜教授,还有协助会务的当地学生。会议主题嘛,不外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类,着重讨论复刊后《今天》的定位与方向。
        很快出现了分歧。我记得高行健明确认为海外版《今天》应该办成一本流亡文学刊物。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流亡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长期的、甚至可能是永久的状态。立刻有人不同意。然后又有对不同意的不同意——但并非同意高行健。高是唯一持“长久流亡”立场的人。讨论开始升温,争执变成混战,从焦躁到焦灼再到焦糊。最后,对立双方跳将起来、掀翻桌椅、大打出手……
        哦抱歉,插播进来一段早期台湾议会场面——意识流真是讨厌!《今天》会场上当然没有动手,但吵得脸红脖子粗,已经快到打架边缘了。幸亏有北岛和迈平,磨盘加和事佬,一镇一揉,总能化险为夷。不过十天集体生活过下来,不难看出文人散漫潇洒的表象之下,我们其实都有心理问题,至少是大多数人都很焦虑,一触即发。
        记忆里另一清晰片刻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位瑞典汉学家(是不是马悦然?)请我们到他家晚餐。谈话中不免提及国内一些故友往事,刘索拉忽然抑制不住伤感落泪,疾步离开餐厅。座中宾客全都神色黯然,一时满室沉默。
        又一天,瑞典东道主请大家吃海鲜午餐。那天斯德哥尔摩风和日丽、树影婆娑,午餐设在市中心某餐馆门外的露天区,自助式,雪白的长桌布上摆满了丰盛美味。老木突然宣布,他今天不进食。原来,那天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抗议一周年纪念日。众人顿时哑然、尴尬。记得望着附近小广场上熙攘悠闲的游客,我的胃口和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展望未来,不期却成怀旧;寻欢作乐,转瞬化为哀伤。从古到今,这原是流亡群体中寻常情景。只是对当年《今天》这班人马来说,流亡经验仍然新鲜兴奋,流亡者尚属年富力强,大家并未察觉自己业已落入某种无甚新意的角色套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相濡以沫?没错。且将发生另一些更不堪、更荒唐的戏剧演变。某些早为前辈流亡文人经历并描述过的场景将一一再现。不信去看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下卷。唯一巨大变数,是中国仿佛一夜之间的崛起——但那是遥远未来,当时毫无征兆。
        另一桩小事,也记一下吧。那次《今天》复刊活动中,常有一些外国人来参加,其中就有一位沉默、羞涩的北欧青年。记得奥斯陆连日阴沉,那天突然出了大太阳。斯堪的纳维亚,在条顿语里原意是“黑暗的地方”,挪威又比瑞典更近北极,昼短夜长,阳光灿烂本身就构成欢庆的理由。于是像是全城放假,所有人都跑出来晒太阳、喝啤酒,公园里、草坪上躺满了半裸的青年人。那位寡言的北欧青年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不知怎么突然用英文对我讲起了他的身世,令我意外而好奇。闸门打开了,我们聊了很久。他的故事穿插着一系列个人不幸与几代家庭悲剧:离异、潦倒、酗酒、抑郁、病故。那之后,我们又有过几次短暂交谈。完全没想到的是,离开瑞典之后,我居然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常常一日数次:有长信,也有只写着两行诗的名信片。几周之内,竟收到九十多封!
        阴晴不定的天空,飘忽不定的情绪,稍纵即逝的欢乐。回首 1990 年那个五月,《今天》这一小群人周围像弥漫着一层雾,忧郁、浪漫、压抑、恍惚。某些时刻,某些行径,真难说是轻浮孟浪,还是病急乱投医、溺水抓稻草、灾荒岁月更须及时行乐。那气氛不太真实,却具有传染力,更像小说里的场景。
        那次《今天》邀请的女性成员只有索拉和我,两人住一个房间,常彻夜长谈,直谈到同时发作心绞痛。白天,集体活动之外,我俩与高行健、杨炼一起厮混最多。那二位,一个黑呢礼帽、风衣手杖,法国绅士范儿;另一个长发飘飘、崽裤墨镜,当代西门庆范儿。四人膘着出门散步,各种勾肩搭臂,揶揄调侃,一时混得亲密无比。索拉讲话:四个流氓。记得杨炼斜眼坏笑:人家小查嘛……我当即瞪眼:我怎么啦?于是四人又一起笑。
        北欧之后,天各一方:索拉英国、老高法国、楊炼澳洲、我美国。与索拉联系、见面最多。老高寄来自制的名信片、贺年卡,上面有他手绘的水墨风景。楊炼到访纽约,我们一起喝酒、参加曼哈顿下城举办的作品朗诵会。这里又浮出一个细节:楊炼和他的美国译者同台朗诵他的诗,我则朗读自己写的英文小说 Beijing Vanities 选段。杨炼听不大懂,问我啥意思,我答是讽刺小品,描写北京文艺圈一些自恋文艺人,包括混在京城的一些老外。他立即拿他那双流氓燕的细长眼瞟着我,似笑非笑说:“好啊小查,你这是吃里扒外呵!”我哈哈一笑,却也吓了一跳:看来要写中国人,不歌颂就要被骂吃里扒外喽!
        再没见过高行健。碰到杨炼也不多,见了仍喜欢。我住在芝加哥时他到访,和一些朋友来我家,夜深客散,我和丈夫也去睡了,只有甘阳和杨炼继续留在客厅饮红酒侃理论,开了一瓶又一瓶,最后哥俩在地毯上睡到天亮。上一次碰到杨炼是前几年在北京,他似乎还是那样,不像一些老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2.1991 年夏天,芝加哥-爱荷华城
        
        写到这里,找出了《今天》第 100 期,读了陈迈平、林道群的两篇回忆文字,其中对 1991 年在芝加哥、爱荷华城的聚会描述甚详。《今天》编委开会的情况,一如迈平所述,道群则戏称为“《今天》的遵义会议”,以强调其重要。那以后《今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仅以中国大陆为中心、以诗歌文学为重点的老传统,试图拓展视角,面向两地三岸以及国际世界,兼顾电影、美术乃至学术理论。这让我记起了几个相关的场景,不妨略作补充。
        场景之一:外语障碍。那次芝加哥的聚会,实际上并非专为《今天》,起因实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鲁斯基金会资助的两个项目,主要活动是以“Public Sphere and Civil Society”(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为主题的一系列研讨会。策划组织这两个项目的一个是 Leo (李欧梵),另一个是 Ben (李湛忞) ——我当时的男友、后来的丈夫。这二李是好朋友:Leo 当时是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教授,Ben 当时在主持芝加哥一个叫做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 的智库。而“六四”事件之后住在芝加哥的刘再复、黄子平、甘阳、李陀等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鲁斯和洛克菲勒的项目。那些年哈贝马斯的理论如日中天,参加 1991 年夏天“公共空间与民间社会”论坛的人很多,不仅有中国学者,更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的学者。既是国际论坛,又是美方主办,使用的语言自然是英文。
        问题很快显现出来:尽管中印俄三国相互为邻,这三个亚洲大国人却谁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以英文交流。印度学者不必说了,比美国学者还能侃;俄罗斯学者英文也不错;只有中国流亡学者,大多数人既开不了口也听不懂。结果,为了避免开会低效,只好安排几个懂英文的中国人坐在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身边,随时小声翻译。于是大会小会同时开,高谈阔论和窃窃低语交错进行,场面颇为独特。这样开会实在太累,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国学者很快就自动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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