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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今天》

发布: 2018-3-07 10:09 | 作者: 李欧梵



        现代性是短暂的、临时的、瞬间即逝的;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的、不变的。 —— 波德萊尔
        
        回想《今天》杂志,我不禁又想到了波德莱尔的名言。当《今天》以油印的大字报形式第一次出现时,谁会预料到它竟然能如此持久?从二十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现在是短暂的、临时的、瞬间即逝。《今天》杂志已经成为历史上的里程碑。数年前,当有心人把早期的《今天》重印成册,北岛送我一套,我拿在手里,顿觉它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能和《今天》结缘,余有荣焉。
        犹记得三十年前我初见北岛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198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公务:代表当时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商谈合作业务,但私底下最想见的反而是被禁的或海外不知名的新一代作家。北岛的名字,我还是从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口中听到的。“朦胧诗”这个名词第一次在中国文坛出现,我当时很好奇:到底这些“朦胧”诗人写的是什么?为什么叫做“朦胧”?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多还不是现代诗的代名词?台湾五十年代就有人讨论现代诗了。只有在当时中国大陆特别的政治环境下,才会产生有关“朦胧诗”的辩论。因此我在未见北岛和他们这些朦胧诗人之前,早已同情他(她)们的处境了。
        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那个学生有一个住在北京的好朋友,名叫陈迈平,他认得北岛,而且是“亲密的战友”。这个关系可遇而不可求!于是我一到北京,在友谊宾馆住定,就和迈平联络,约好见面,并且请他带北岛同来。
        那次见面像是电影中的一幕:记得是先到迈平家,然后北岛才来汇合,偷偷摸摸的,不敢告诉同行的美国同事。至少在我心目中他们还是所谓“地下作家”,心情紧张,但他们二人完全不当一回事儿。记得迈平平易近人,而北岛倒真像一个“地下领袖”,个子高高的,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他和另一位年轻作家——怎么来的已经不记得了——-展开激辩:一个说文学永远要为社会说话,为民请命;另一个说文学必须回归自己,回归艺术。后者当然就是北岛。我心里同情他,但觉得他这种看法根本在中国不可能生根。回美国后,我还应约用英文写了一篇“北京通讯”(Letter from Beijing),发表在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 Partisan Review, 文中故意用“Mr. A” 和“"Mr. B”作为代号,怕连累到他们的安全。
        事后证明我那时候的看法大错特错。我在八十年代初接触到的中国文坛(我也结识了不少老中青三代作家,包括刘宾雁、王蒙、谌容、张洁等,还有几位作协和文联的负责人)已经开始松动,各家各派对文艺的意见差别很大,但不少作家还是心理压力很大,不敢畅所欲言;反而是北岛这帮年轻人无牵无挂,勇于创新。《今天》初期的文艺主张,现在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大胆之处,然而那时文坛的“今天”毕竟担负了太多过去的阴影,还不敢展望将来。《今天》杂志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现时”——而不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感觉,以及它所孕育的艺术上的可能性。早期《今天》所刊载的诗和小说,都是在捕捉这种个人的、内心的“现时”感,而不是重蹈五四写实主义的传统;所以必须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描写。但这种语言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直接从当时的西方“移植”过来的(至少他们对于外语的掌握还是有限,和俄国诗人Joseph Brodsky为了读英国诗人奥登 W. H. Auden 的诗而自学英文的情况不同)。我多年后追问北岛,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文革期间看过不少只供内部阅览的“参考资料”:内中就有不少先辈大师们翻译的西洋现代文学作品。这段文学因缘,还有待学者仔细研究。我只不过立此存照。
        
        八十年代末的关键时刻,“六四”事件发生了,它的直接影响,就是切断了文艺界真正“百花齐放”的愿景。《今天》也跟着北岛流亡,被迫连根拔起,移植海外,先是爱荷华,后来又到了香港。对北岛本人和不少作家而言,“六四”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文学创作欣欣向荣,新冒起的作家和新的文学探索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六四,《今天》足可在文坛占一席地位;六四以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流亡作家”。其实流亡本身并不稀奇,不少二十世纪的作家都流亡过,甚至视流亡为现代文学的常态。然而对中国作家而言,离开了国土“中心”,几乎无所适从,各种变态心理随之而生,悲剧累累。难得北岛有毅力,把逆境变成新的挑战,无形中也为自己的诗作打开了新的版图。《今天》杂志的内容也开阔了,不止以中国大陆为视野,而是从边缘反思中心,并放眼世界。这种事说来响当当,做起来却不容易。
        北岛变成“流亡作家”以后,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当然由他自己来回忆。但就生活的经验层次而言,这一段漫长的岁月却是多彩多姿的。至于我和《今天》的“海外关系”,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后天安门”的日子,也弥足珍贵。那时候我不知哪里来的干劲,不停地活动,奔波美国各地,自认是“为当代中国作家服务”,自己的学术生涯完全被一个信念所统治:这个刚刚开花尚未结菓的“新文化”不能被主流政治所把持垄断。记得我写过一篇学术自传式的英文论文:O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Discourse,首次从文学和文化角度探讨“边缘论述”和“中心”的关系:我认为边缘的文化版图也是多元的,比以国界为范围的“中心论述”广阔得多。在文中我还更特别提到刚冒起的“寻根派”小说家。这篇文章,是应杜维明教授之邀而写的,当时他刚提出“文化中国”的口号,我当然响应。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论述,显然受到“后天安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处境的影响,特别是“芝加哥帮”的朋友和《今天》的诗人。如今大家各自东西,只有我和北岛反而变成香港同一间大学——中文大学——的同事。真可谓命运的安排。
        前几天北岛在电话中鼓励我多写一点个人的回忆,我竟然把个人生涯中不少与《今天》相连的关节忘了,经他提醒才又召唤回来。也许这正是活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当下”的毛病——不自觉地健忘。我想从自己过去的作品中寻找《今天》的影子,突然记得曾经写过一连串的“狐狸洞诗话”在《今天》连载过,但似乎从没有收藏于自己的杂文集中。我一向研究小说,为什么写起“诗话”来了?这当然和北岛与《今天》有关。
        “狐狸洞诗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其出发点很明显:我希望把中国当代诗人的“中心意识”打开,把现代诗的范围和中国参照系统也打开,跨越国界,从西方经验中开阔视野。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养有限,所以写时往往力不从心。后来我在哈佛任教时,还特别开了一堂中国新诗的研究生课,探讨中国新诗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这也是受到北岛和《今天》的启发。一首新诗是否必须经得起朗诵,声音出来之后才能完成?我想到的参照是当时(八十年代)还很走红的俄国诗人Yevtushenko,我曾听过他的朗诵表演,至今难忘。北岛呢?初时我觉得他和艾青一样,不会朗诵自己写的诗,他那首传诵一时的诗“回答”,我认为必须朗诵以后才能见其效果。据说天安门广场的青年男女最喜欢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后来北岛的朗诵技巧逐渐成熟,自成一格。也许就是多年流浪海外各地、参加各种诗人聚会和学术会议的结果。在这众多的活动中,我也有份,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六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学向美国的鲁斯基金会申请到一笔“合作研究计划”的基金,三年为期,总的课题是“文革以后的文化反思”,“六四”的震撼使得这个研究计划更显得迫切。我请到刘再复、李陀、甘阳、许子东、黄子平等人,作为计划的固定成员,每周定期开研讨会。也请了不少来自海峡三岸和美国各地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作短期访问。北岛也成了我们“芝加哥帮”的特邀嘉宾。北岛和我们混熟了,变成了“老北岛”(可能是李陀起的外号),形象忠厚,时常被我们开玩笑。讨论到创作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说起话来毫无遮拦。记得当时我就提出:我们不能自扫门前雪,中国当代新诗必须面对世界的挑战,鼓励北岛多读世界各地诗人的作品;既然被逼流浪,不如利用机会打开中国的当代新诗的格局。北岛完全做到了。
        除了芝加哥之外,北岛在美国流亡时期的活动重地就是爱荷华。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初识北岛之后不久,有一次我受邀在该校作演讲,观众席突然一阵骚动,原来举世闻名的“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主持人聂华玲和安格儿也来凑兴。我很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谈北岛的诗。那场演讲,可能令聂华玲夫妇留下印象,甚至连我自己也沾了光,后来变成他们的女婿,此是后话。但我可以斗胆地承认:北岛后来受邀到爱荷华,我也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北岛后来到了爱荷华,这才把《今天》杂志也迁到爱荷华。我知道北岛为了募款支持《今天》的出版,的确花了一番苦心,连这个美国小城的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也不放过,又结识了两位知音——-谭嘉和吕嘉行夫妇,他们义务帮忙,才勉强把《今天》维持下去。好在这份杂志的象征和实质意义在美国学界逐渐受到重视,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受到感召参加编委会,共襄盛举。
        这一段史话,我扮演的角色并不吃重,只不过参加几次会议而已。我因为自己初婚,又从芝加哥搬到西岸的洛杉矶,一时自顾不暇。但责任所在,不能把芝加哥的“鲁斯研究计划”弃而不顾,更重要的是我的“芝加哥帮”。1990年秋,我离开芝加哥大学,接受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教职。但心在芝加哥,每月和暑假都飞回相聚。当然也邀清被我“遗弃”在芝加哥的老友们到洛杉矶来演讲座谈,大家在南加州的阳光下济济一堂。记得北岛也是常客之一。我为他举办了数次诗歌朗诵,还录成影像。这些场合逼得北岛锻炼他的朗诵技巧,也因此结识了更多的“粉丝”。
        记得当时北岛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募款。于是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陪他“下海”。我在洛杉矶遇到多年不见的台大外文系的几位老同学,其中一位女同学是当年的“系花”之一,现在成了富婆。她热情地请我们到她家做客,我和北岛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场念诗,我为他敲边鼓,大讲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一般不接触新诗的人必会说一句客套话:“新诗太难了,我不懂。”其实就是表示不喜欢。我不得不费尽心机,改变他们的想法:譬如流行歌的歌词算不算诗?唱得朗朗上口,原因何在?难道只是歌曲动听吗?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不经意用了意象式的句子或有节奏的韵律,那不也是诗吗?……信口雌黄,目的就是要他们捐款。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恬不知耻。不过我这位老同学十分有义气,还是联络她的朋友捐出一笔钱。《今天》得以维持。
        “后革命时代”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点点滴滴的随时随地的经验织造而成的,没有什么英雄气概,然而充满了人情味。北岛和他同代的中国诗人在海外的流亡经验,说不定将来会拍成纪录片。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也不觉涌起像一部电影的“蒙太奇”式画面,但叙述的时空连接线却模糊了。北岛的流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除了美国,还有欧洲的大小城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捷克的布拉格,荷兰的莱登,是我脑海中“纪录片”的三个重点,时间都在九十年代,细节记不清了,好在《今天》杂志有文字可循,北岛和其他诗人在作品中也留下不少印记。更可以从各人的旧照片中重温旧梦。我只记得在布拉格的一间地下酒吧举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主持人是我的老友Martin Hala,他也是捷克的一位年轻汉学家。那晚他请到布拉格的几位诗人来朗诵翻译成捷克文的中国诗人的作品,我虽不懂捷克文,但听时仍然深受感动,因此更相信诗的境界可以超越国界和语言的隔阂。那晚的一个小插曲,至今记忆犹新。原来我身旁坐着一位捷克美女,北岛和其他几位中国诗人一直瞪着我看,眼中似有妒意,想过来交谈,不让我“独占”。后来我还写了一篇调侃北岛的杂文,刊在《今天》某期。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莞尔。时光荏苒,我和北岛都过了不惑之年。然而他依然为了《今天》孜孜不倦的奔波活动。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的一百期纪念。也许因为我年老记忆衰退,很多细节都记不得了。不能为《今天》立传,只能写点回忆。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的心目中《今天》早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了名,永垂不朽,变成“艺术上的另一半”。
        
        原载《今天》2013年春季号 总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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