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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 送

发布: 2018-3-07 10:10 | 作者: 陈东东



        1980年底的某个上午,我逃课,赖床,窝在被筒里读易卜生。大学寝室关上的房门跟闭合的蚊帐这两道关卡,把安静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挡在了外面。我似乎打了个回笼瞌睡,睁开眼,发现有一只手伸进蚊帐,手上是一本油印的《今天》杂志。我拿过杂志翻看,一直翻看下去,错过了起床去食堂午饭的时间。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学校有人查问我从哪里读到的《今天》杂志,我能说的,就只有伸进蚊帐的那只手……也许,我真的不清楚是谁把《今天》杂志递给了我。
        递送却留下很深的印象。递过来的那一刻,我总能获得一种郑重其事的愉悦,尽管有时候那个动作漫不经心。以后,又有许多地下杂志递送过来,我也无数次将地下杂志递送出去。它们开始于伸进蚊帐的那只手。2010年,徐晓寄给我复制的全套油印《今天》杂志,那晚我又窝在被筒里翻看了大半夜。我想要找出我当年读到的是哪一期,然而已经不能够确定。
        1990 年的复刊第一期《今天》是由哪只手递送到我这儿的,我也已经不能够确定。反正,那不会是邮递员交给我的。
        “六四”以后,上海的气氛也分外过敏,再加上这年3月,廖亦武、万夏、李亚伟等七诗人在四川被捕,消息传来,我这里,一时也真有点儿“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了。我怕抄家,就趁月黑风高,鬼鬼祟祟把几大摞地下杂志搬到了我父亲的办公室。那间很少有人会去的办公室,在离我家不远的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涪陵公安局和四川公安厅的两个警察由一位举止文雅的高个子上海小伙陪同,走进了我靠近外滩的办公室。说上海的这位便衣举止文雅,是因为那两位蜀地警察拍桌子挽裤管(时值暑夏,无袖可挽)太过粗野。他们为一盒录有廖亦武朗诵其诗作《大屠杀》的磁带而来,盘问,笔录,然后气呼呼大踏步离开。再然后,我就不定期地有茶喝了,被盘问的也不再限于磁带,而是“草木皆兵”。我收到的信件,则越来越多破损而盖有“收到时已如此”的黑图章。
        很长一段时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杂志是违禁品,不可能通过邮局寄进上了黑名单的我那个地址。我能够读到和收藏 1990 年以后三、四年的《今天》杂志,全靠朋友们递送。其中有些是受托转交,受托者可能是对文学没什么兴趣的留学国外回来过假期的理科生,可能是去国外演出归来的小提琴家,可能是对功夫痴迷不已跑来找师傅的外国人,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贪玩的小美女……而那个委托者,便是张枣。他在德国;他任复刊后《今天》杂志的诗歌编辑直到去世。
        我能够大概收齐那些复刊后的《今天》杂志,首先靠的就是这种递送。几年以后,某位请我喝茶的便衣说,《今天》被定性为偏右杂志而不再是反动杂志了。然而,我想,我能收到邮局寄来的《今天》,多半因为《今天》编辑部打印错了我的地址。差不多有十几年,每年四次,我都是从我的邻居那儿拿到这份杂志的。
        宋琳是在摆脱了上海警方对他的监控限制,去法国以后担任了《今天》的诗歌编辑。笔名南方的小说家和诗人张亮,也是在 1990 年代初从上海去法国的,他担任《今天》的小说编辑,也有十五六年吧。他们两位,还有张枣,不时来信来电话要我帮着组稿。我邀约收集到的交给《今天》编辑们的稿子,当然也不敢邮寄,怕被拦截,“弄丢”,于是多半也是靠递送。
        1990年代,我在上海的乐趣和烦恼,常常正是从海外回来看看然后离去的朋友们。他们回来,带来一些小餐馆里的饭局,路边排档的夜宵;他们离去,我多半就会有一两次被请去喝茶。张枣、宋琳和张亮,都是来而再来,又来,反复来上海的朋友。这三个人,要么是上海的女婿,要么曾在上海读书和工作多年,要么是上海人。他们来的一件例行公事,就是把给《今天》的稿子带出去。我笑称他们像是来收租的,每次,他们都能从我这儿收到不少租子。
        递送稿子给《今天》的编辑,自有一种反特电影般的紧张,但这种紧张,有一多半,如果不是庸人自扰,那也该叫作诗人自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并没有约定过,但是将稿子交给这三位,每次却都会很有默契地找一些特别的场合。
        最紧张的是张亮,他的表情和说上海话的腔调里总是有一种就要出事情了的暗示。有一次他约我在静安宾馆对马路的红宝石见面,我过去时,他站在店门口,很焦急的样子,我把装稿子的大信封给他,他迅速收下,跟我草草聊了几句(谈的是上海城市规划的糟糕和上海名牌店里蹩脚的皮鞋),然后,我们像两个专业接头的地下交通员那样经典地背过身去,各奔东西。另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到音乐学院门口,并没有下车,收下信封即消失在夜色里,好像要马上直接骑出国境线给《今天》送稿子。
        张枣会对稿子提要求。譬如他会在电话里说,听说哪个小镇上有个税务员,诗写得太好了,能不能找他要点稿子唻?他也会说,可不可以缩小了复印呢?这样好带一些。要是我没有记错,甚至曾经在弄堂里一个公共厕所边上,我把一叠稿子给了他。那也许是随意,也许还是有点儿紧张。走过的时候,他说:“上海的这种厕所都一样,一股皮蛋味儿。”
        宋琳则总是会迟到,然而再怎么迟,他也会到。他的时间紧张,面面俱到,每个人都见。这让曾经请他喝过茶的某便衣有些受伤,在某个宋琳离开后照例请我喝茶的时候,便衣说:“带话给宋琳,下次再来上海,我要找他一起坐坐。”不过宋琳根本安排不过来,有一年的 2 月底他在上海,拿着一个小本子对我说:“东东,我发现我少了三天时间,2 月 28 号以后直接就 3 月 1 号了。我安排在 2 月 29、30、31 号的事情,都只好压缩。所以,现在赶快把稿子给我……”
        
        选自《今天》2013年春季号
        《今天》杂志第100期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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