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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于野──《今天》杂忆

发布: 2018-3-07 08:41 | 作者: 宋琳



        1992 年春天的某个午后,我在巴黎家中接到一个电话:“是宋琳吗?”声音是陌生的,音调偏低,但带点甜美。“是我。你是哪位?”对方答道:“我是张枣。” 那时我刚到巴黎几个月,知道张枣在德国特里尔读博士,从北岛给我的几期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到他的近作和翻译,但我们还从未见过面。我很兴奋!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便谈到诗。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要乘地铁快线去 Port-Royal 站附近的妇幼医院照看出生后还未离开育婴箱的儿子,口袋里揣着的地铁读物中就有《今天》。春季号上张枣的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读起来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我告诉了他我的印象。
        过几天北岛打电话来,请我参与《今天》的编务,说他同时也邀请了张枣,由我们两人负责诗歌栏目,一人编一期,轮换进行。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听张枣说,是北岛让他事先“刺探”一下我,看我俩是否气息相通,能不能共事。六月初,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举办的当代汉诗研讨会,住在胡冬家里,第二天我们俩一块去机场接张枣,他的形体比我想象中的稍胖(之前我在一本诗选里见过他的素描肖像),但他目光炯炯,英气逼人,我毫不费力地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几日我们三个几乎天天泡在一起,参加朗诵会,观摩大英博物馆,去西敏寺教堂的诗人角寻找伟大英国诗人的名字,坐在公园僻静处的草地上长谈。“话语的织布机”(张枣语)似乎没完没了,不会自动停下来。胡冬个头高大,留着长发,一张白皙的、孩子气的脸。1986年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北岛时,他曾委托我将一笔稿费转给胡冬,顾彬将他的一首诗译成德语发表在一家德国的刊物上。当时胡冬在天津,我和他并未谋面。给他去信不久,收到回信,随信还寄来一组手写的《九行诗》,可惜我几经动荡给弄丢了。北岛因《中国》杂志的事宜与牛汉一道来上海找老诗人辛笛,住在静安区一个招待所里,我和王小龙去看他们。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沉着又轩然,眉宇间有狷者之气,也符合我对革命党人的想象。1988年夏天,朱大可约我参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鉴赏辞典》的编撰,我们住在厦门大学的宾馆里分头写,我写的一组赏析文章里有张枣的《惜别莫妮卡》。那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据说连书稿也找不到了。张枣和胡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我不知道,但我在与他们见面之前通过诗歌可以说神交已久,我们三人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共同的流亡背景使我们成为朋友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因我们在草地上坐得太久,一个女警察注意到了我们,好奇地过来询问,胡冬趁机跟她开玩笑,说他正在说服两个编辑发表他的诗,不大好办,所以还得费点口舌。女警察对诗似乎不太感兴趣,况且我们的神态在她职业性的审视下,估计也与偷渡客或吸毒者应该有的样子不相符,便笑着走开了。
        我记得张枣首次编《今天》是1992年第二期,我则从第三期开始。复刊后的《今天》是一本流亡者的文学刊物,那么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八九前后流亡到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这种现象在现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990年宣布《今天》复刊的奥斯陆会议的参加者有十多人。北岛是《今天》的创始人,现在依旧是《今天》的关键人物,因为办一本流亡刊物需要当年办地下刊物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众多天涯羁客得以在这个新的文学驿站云集。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事,而一本适时出现的方向明确的刊物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将提供见证,一个杂志或一个社团,可以催生文学运动,记录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是具有同人性的,尽管它漂泊在海外,对于国内一度沉寂的先锋阵营而言是一个温暖的信号,一种精神支援。没有《今天》的记录,多少有价值的文献将湮没无闻。我是1991年才出国的,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今天》复刊时我还在狱中,出来后听说又一批诗人入狱了。我在入狱前一周写的短文《下狱书》不知怎么流传到了北岛那里,并在《今天》发表出来,我自己直至见到刊物时才知道。我记得是南方给了我那一期,而他很可能也是从某个来上海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手里得到的,他约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秘密接头,悄悄地把一卷东西塞给我。南方后来也来到法国,住在巴黎,成为《今天》的小说编辑,并且是年份最长的编辑之一。南方性格尖酸古怪,不易与人相处,但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经由他的推介,一些自觉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如康赫、范剑平、黄石、丁丽英、王艾、宋逖、薛荣等得以在《今天》这个平台施展才华。北岛曾认为“小说一直是《今天》的弱项”(见1992年第一期编后语),南方加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他功不可没。现在回头 观想,《今天》能够幸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尽管编辑部数度搬迁,编辑人员几经更换,最要命的是,四处化缘而来的出版经费几近枯竭,居然每次都能够柳暗花明,渡过劫波,一直来到今天。《今天》同人,尤其是主编北岛,终于可以像别人描述毕晓普那样,面对一百期杂志而不无欣慰地“躲在文字背后,……从一数到一百”了。然而重读一遍万之在1992年第二期上的编后语,我不禁发出几声唏嘘:
        
        复刊之时,曾有人预言《今天》活不长久。纽约有一位深谙姓名学的大师给《今天》算过一命,说《今天》二字均为四划,“四”与“死”谐音,所以《今天》必死两回无疑。八十年代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这回在海外还要再死一回。大师又说,《今天》人事不旺,“今”字只存一人,“天”字只存二人,一二人办杂志,不成气候。
        
        我不知道那位大师何许人也,但他的测字之术还真是相当了得,几乎被他一语成谶。若把《今天》比作一个人,或可套用一句古语:不罹九死,几负一生。不过说《今天》人事不旺则未必准。据我所知,阿城、杨炼、李笠、王家新(即子岸)都曾短期参与编《今天》,从九十年代初始,先后在《今天》共事的还有谭嘉、李陀、王渝、黄子平、刘禾、孟悦、林道群、顾晓阳、赵毅衡(负责《今天》作品英文双年选)、王瑞芸等人,2008年后又有欧阳江河、徐晓、翟永明、朱朱、韩东、林歆菊、廖伟棠、肖海生、李云雷、鲍昆先后加入,如果算上通讯编辑、网络编辑、社长助理、经理、发行人,《今天》俨然是鸟枪换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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